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党史故事（范文推荐）,供大家参考。
1949 年 10 月 1 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1959 年，王树声在军事科学院上班时，他天天拿着饭盒到公共食堂排队买饭。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外宾送他一些大小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国库。一次，新来的勤务员几次将小礼品拿到车上说：王部长，人家说了，这礼品是送给首长您个人的。王树声却严肃地说：我这个国防部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外宾打交道的，礼品怎么会是赠送我个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战士的一个起码准则，今后务必牢记啊。
60 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 18 年，直到他长辞人世。
1935 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天，红四方军总指军徐向前在雪山上来回巡视正在爬雪山的部队。突然发现一位红军战士背着一只大锅，一步一喘，艰难地行进着。这位战士没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条草袋。他立即发话：快去把连长找来！不一会儿，九连连长跑步来到徐总指挥跟前。徐向前严厉批评道：这个同志还披着草袋子，冻成这样儿啦?你们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务长找来！连长胆怯地报告道：徐总指挥，他就是司务长，叫肖永正，他的棉衣临出发时脱给房东老乡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总指挥走到这位叫肖永正的红军战士面前，从他背上接过锅，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肖永正裹在身上…… 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自己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他就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1940 年 4 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
1960 年 8 月，苏联停止了对我国的技术援助。面对突如其来的困境，聂帅拍案而起，大声疾呼：“我们被逼上梁山了，自己干吧！”“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还有自己的专家！”两个月后，我国将发射自己仿制的 P-2 导弹。聂帅亲自到实验基地主持发射试验，他一下飞机，顾不得一身疲劳，径直来到发射现场，向基地负责同志了解测试情况。聂帅抚摸着弹体，深情庄严的叮咛：“这是我国自己制造的一枚‘争气弹’，一定要严肃认真，不能有丝毫马虎。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当火箭喷着火舌呼啸而起后，聂帅和参试人员一起尽情鼓掌、欢呼。指挥所只是简易房，能遮风挡雨但不防震、不防爆，要是发射出现意外，后果可不堪设想。可聂帅根本不顾自身安危，只关心着这枚导弹的发射进程。1962 年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研制成功，但 3 月份的发射试验却失败了。在那个风言风语的时代，有流言说要追查失败的政治原因。聂帅听到后，生气地说：“科学实验和打仗一样，没有常胜将军。不允许失败就是不讲实事求是。”由于聂帅亲自过问，力排“左”干扰，才避免了一场无端的政治追查。
延安时期，陈云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他对铺张浪费现象十分反感。有一次他批评随意扔掉饭菜的恶劣现象，并提出一句名言：“吃饭要照镜子。”就是不仅要把饭菜吃完，还要用馒头擦净盘底的油渍，让盘子像镜子一样干净。陈云对待自己更加严格。1938 年 3月，陈云和于若木(下图)举行了十分俭朴的婚礼。结婚当晚，陈云只花一元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一起工作的同志来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办了婚礼。婚后两人一直相敬如宾，感情很好，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岁月。
1975 年，江青一伙又借几十年前的“伍豪事件”向周恩来泼污水。9 月 20 日，北京 305 医院做好了一切准备，周恩来将在这里进行第四次大手术。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一份材料，是他于 1972 年 6 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登载所谓“伍豪问题”的专题报告讲话录音稿。还让邓颖超将这个讲话录音整理成书面材料。手术前，周恩来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躺在手术架上强撑着病体，看了一遍稿子，用颤抖的手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在被推往手术室时，他突然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这是周恩来对邪恶势力的控诉，他签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间的重要文件。
建国后，王树声就任总军械部部长，按照规定有关部门打算给他修建一套设备齐全、装修较好的住房。但王树声谢绝了。他坚持不建单独小院、楼房，只建一般平房。这样，他全家六口人，就居住在一幢狭窄低矮的平房里。总军械部撤销后，他到军事科学院工作，组织上决定为他另觅地方，建造新居。开始，找的房址在玉渊潭附近，风景宜人。老将军一眼看中，正待说定，忽然看见不远处有几处民房，即问碍不碍事。规划人员说，如果要在这里建房，就动员那几户人家搬迁。王树声思忖片刻，摆手说：“还是算了吧，凭什么要撵人家老百姓！”
后来规划人员在故宫筒子河畔找到一处明清时期古建宅院，当时无人居住，就请王树声过目。王树声觉得很不错，便问“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没有人居住呢?”陪同人员说，这原是西藏某上层人物的住所，“文革”中搬走了，如果首长选中这个地方，把老房子拆改一下就行了。王树声一听，连连摇头说：“不妥，不妥，少数民族同志的住房不能占，这是民族政策，他现在不住，以后还是会把他请回来的。再说这是古建筑，破坏不得的，麻烦你们再选一处看看吧。” 又过了一阵子，规划人员在北京饭店西边找到一处无人居住的四合院。王树声一看比较满意，但一问，这原是某民主党派的办公场所。王树声断然说：“算啦，算啦，怎么好占人家民主党派的机关呢。”陪同人员说他们早被红卫兵赶跑了。“那是胡闹！”王树声眉头一锁道：“民主党派关系到我党的统一政策，我怎么能占人家的房子呢，他们迟早会回来的。”就这样，王树声一家仍住在原来简陋、低矮的平房里，一住就是十几年，直到他去世。
刘少奇从小就喜欢读书，由于他在家里排行老九，所以左邻右舍都称他“刘九书柜”。早年求学期间，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与刘少奇两度同窗的萧劲光回忆说：“到了东方大学后，少奇同志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他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到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从苏联回国后，尽管他长期斗争在白色恐怖下或是炮火连天的烽火前线，对于读书学习他一刻也不放松，他有句名言：“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1939年底，正值抗日战争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一次新四军支队司令张爱萍去看望刘少奇，当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他进屋一看，刘少奇正在微弱的烛光下专心致志地读书，顺眼望去，“书页上画了好些红的蓝的圈圈点点，有的上面还批了字”。即便是病休期间，刘少奇也不放松学习读书。有一次，刘少奇因病到杭州休假，他觉得这正是读书的好机会，于是在从北京动身时，就把厚厚的几本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简编》塞进了行李包。刘少奇对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没什么兴趣，整天在屋里埋头攻读。他的“坐功”是有名的，有时坐着读书，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动也不动，进入一种陶醉、忘我的境界。休假结束时，几大本的《中国通史简编》读完了。以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来读书，是刘少奇终身坚持的一种生活状态。
《贺龙杀马》 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时，从四川阿坝进入青海再进入今红原县内，于 1936 年 7 月上旬至 8 月初，相继走入大草地。四方面军先行，二方面军分左右两个梯队担负断后和总收容任务。由于二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后坚决北上，未来得及久留筹粮，而张国焘原承诺提供的粮草没有得到完全落实，中途抵达阿坝只筹集到 10 天的口粮，因而作为最后一支过草地的队伍，二方面军粮秣极其匮乏。进入草地时，朱德总司令知道二方面军粮秣匮乏，特要求红军总部和四方面军予以支援，抽出一批驮帐篷、辎重的牦牛给二方面军。四方面军总部供给处军需股股长杨以山率三十军一个营专门看守牛群，等待二方面军到来。不料，遭到藏民武装袭击，这群牦牛一部分被抢走了，一部分失散了，交给二方面军的牦牛数量依然不足补充二方面军的食物。贺龙总指挥下令把牦牛肉都分给部队，他自己却不肯要，坚持“伙食自己办”，靠钓鱼解决吃饭问题。还未能走出草地时，二方面军不少部队还是断粮了。贺龙决定杀一批战马应急，包括杀他自己的坐骑——一匹枣红马。贺龙身边的同志们坚决反对杀这匹枣红马！大家都知道贺龙是赶骡马出身的，他懂马、爱马如命。而且那匹枣红马跟随贺龙征战多年，还救过他的命，也救过许多伤病员。贺龙说过：“过湘水时，遇上洪水，要不是枣红马冲浪过河，我早就去见马克思了。突破乌江时，遇上山体崩塌，要不是枣红马反应快，一跃几丈，我早被巨石砸烂了……”无论同志们怎样劝解，贺龙还是坚持把自己心爱的马交给供给部杀掉了。待几个警卫员发现贺龙和他的枣红马都不见了的时候，不由得大惊失色，
四处去寻找，在一块山岩后，看见贺龙背靠山岩坐在那里，将马鞭捧在怀里，暗自神伤。看到警卫员，贺龙声音有些喑哑地说：“这匹千里驹有大恩于我贺龙啊……”警卫员们不禁大哭起来。贺龙难过地对警卫员们说：“不要哭了。我不到 10 岁就放马，10 多岁就出去赶马帮，人对马亲，马也对人亲。我们爱马，马也爱我们。可是，我们和马都热爱革命。我们常说，当革命需要的时候，我们要不惜自己的生命。现在，我们难道还舍不得一匹马么？”过了很久，贺龙鼻音喃喃地叹出一声：“唉，饿着肚子打恶仗，会多死多少战士？战士战马不可皆得啊……” 《担架队员》 长征时，邓仕俊（原名邓仕金）是红四方面军九军二十五师师部的技术书记（相当于文书）。在一次战斗中，邓仕俊身负重伤，由于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伤未愈还引发了伤寒，行动困难。师部政委杨朝礼知道后，决定留下 4 位战士，专门抬着邓仕俊。邓仕俊非常感动，但他很愧疚地对这 4 位担架员说：“你们去追赶大部队吧，我不能耽误你们。”然而，这 4 位战士却坚持要抬他走。此后，邓仕俊陷入了昏迷。待他从昏迷中醒来，才知道已经进入茫茫草地几天了，抬担架的担架队员只剩下 3 人，问后得知，其中一人因饥饿已经牺牲了。邓仕俊非常伤心，他挣扎着要从担架上下来自己走，说：“你们让我下来，我不能拖累你们，我要自己走。”但 3 位战友却马上拦住了他，将他死死地按在了担架上，说：“将你抬过草地，是首长交给我们的任务，就算拼了性命，我们也必须完成，况且你现在是病人，我们怎么能让你自己走呢？”就这样，3 位战士继续轮流抬着邓仕俊，向前追赶大部队。他们带的粮食不多，而且为了照顾邓仕俊，3 位战士尽量让他多吃些东西。没过多久，粮食便所剩无几了，而且由于每天都过于劳累，又饥肠辘辘，身体越来越虚弱。当他们走到一处高地，一位战士说要在这里歇息一下，刚坐在地上，便倒下了，他喃喃地说：“同志，我不行啦，对不起，我不能送……”，此后再也没有爬起来。邓仕俊和战友们很伤心，他们找了一个醒目的地方，把牺牲的战友埋葬了，然后剩下的两个人抬着邓仕俊，继续向前。就这样又走了几天，邓仕俊的伤口已经完全溃烂，又痒又痛，两位战友决定烧水给他洗伤口，他们把邓仕俊放在草地上，然后去捡柴生火。然而，一位战友捡拾了柴禾，准备往回走，刚踏出一脚，就陷进了泥潭里，很快整个人就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