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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故事100讲古田会议及古田会议决议有感5篇
党史故事100讲古田会议及古田会议决议有感篇1
参观古田会议有感
早上,我们高二新生随龙岩一中校方的组织参观古田会议会址。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终于来到了目的地。古田会议会址远靠逶迤莽莽的彩眉岭,近傍碧水流欢的古田溪,面临镜面般的稻田,背倚树木葱郁的社下山,“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八个大字红光闪闪,数里之外便跃入眼帘,犹如一团团火焰,映照碧空。大字下,绿树掩映着一座飞檐翘角的古建筑,便是闻名遐迩的“古田会议”会址。
我们走过青石铺成的路面,但见掩映在一片苍劲的古树下的一座古朴建筑物,它背依着巍巍青山,面临一排排青翠的田埂,显得是那么的庄严和肃穆。穿过铺着鹅卵石的前院,跨过木门,我们进入“古田会议”会场。会场正上方挂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横幅,仿佛把我们带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那次非同寻常的会议。
我们首先来到75年前召开古田会议的现场:一张简易的桌子就是一方讲台,一块简陋的小黑板,墙上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台下是一排排旧桌椅。这儿便是上杭县古田镇原廖家万源祠堂——1929年在这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再往前走几步,便见墙上挂满了一幅幅生动的图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摆在正中记录当年古田会议的大幅油画。墙上还挂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会标及中国共产党党旗,贴着马克思、列宁的像,木柱上遗留着当年用毛边纸书写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反对机会主义”、“反对盲动主义”、“反对冒险主义”标语。会址的地上有几处炭黑印迹清晰可见。会间天降大雪,代表们边开会,边烤火取暖,留下了这铭心的历史烙印。古田会议陈列馆内收藏了大量的革命文物珍品。现在这些物品成了历史的见证者,向人们讲述着那个烽火年代红军战士的艰苦生活及顽强斗争、不屈不挠的精神。正是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换来了我们今天这美好的生活。
随后我们参观了当时各个领导人们所住的房间,左厢房有会议期间毛泽东的办公室,右厢房则是会议期间朱德的办公室。他们就在两间只有一桌二凳的简陋房间办公,批阅修改会议文件,接见与会代表,为代表们释疑解惑。在会议场所边,用图片的形式回顾了红四军前九次会议时间、地址及主要内容。我们在毛泽东同志的房间中看到了他当年批改文件的桌子。当年,毛泽东同志就是在这张桌子边代表前委作报告。当讲解员介绍会场中间的4根柱子贴着四幅标语,地上有10余处呈炭黑色,让人联想到当时正值冬季,闽西山区天寒地冻,衣着单薄的代表们一边烤火取暖一边开会,无意间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令人景仰,引人深思。之后我们还前往参观了红四军司令部的遗址,感慨也颇深。
爱祖国,就要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祖国的河山,处处闪耀着革命的光芒,印记着红色的史迹。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特别是学习活的知识,学习做人的好方法。
但是毕竟不能人人在少年时代就踏遍祖国大地。这次的活动使我们了解的不仅是地理知识和历史故事,更了解了中国的社会,中国人的灵魂、气质和精神。我们思考之后弄懂了:许多伟大的事件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他们有什么意义。我们将更加坚定为民族振兴、为中国人民造福的决心。我们将更加勇敢,更加顽强,更加坚韧不拔的前行。
我们感激前人,学习前人,也要无愧于前人。
我们也将做出我们这一代人的贡献,为后人留下我们的脚印。
历史的红色旅程是革命的先辈们开创的,未来的红色旅程是要靠我们新一代来开创的。我们就是要肩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立志做有思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立志为人民做贡献,为祖国做贡献,为人类做贡献。
党史故事100讲古田会议及古田会议决议有感篇2
观看影片《古田会议》有感
这个周末,分局全体党员为加强学习“两学一做”内容,观看了学习教育影片《古田会议》,影片《古田会议》讲述了红军建立之初,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如何把一支主要由农民和旧军人组成的军队改造成共产党的武装,如何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故事。
影片将观众带回到战火纷飞的1928年,红四军在赣南地区几乎全军覆灭,“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片中待红四军终于打下四百年未破的上杭城,毛泽东吟诗的激情豪迈跃然于银幕之上。然而,初到闽西的红四军组成复杂、思想混乱、军心涣散、官兵对前途充满迷茫,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如何打造军队成为当时红四军争论最激烈也是最核心的问题,毛泽东和朱德各抒己见,并没能达成一致。经过红四军在闽西时期的活动和探索,1929年冬,红四军九大在古田廖氏宗祠召开,纷纷雪花中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确立了建党建军原则,从此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登上了历史舞台,从苦难走向辉煌。
影片真实还原了古田会议这段历史,并且是第一次在大银幕上展示“朱毛之争”。导演兼编剧谭晓明坦言《古田会议》作为一部主旋律影片,绝不是教科书式地讲述历史,而是要展现思想的交锋,充分展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傅柏翠等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富有魅力的个性特征,“可以说在领袖人物的塑造上,我们是有所突破的。朱德身上有憨厚的一面,但他也是曾经留德的学霸,在政治、哲学等领域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而他表达想法也是很尖锐的。毛泽东有坚定洒脱、霸气的一面,同时也有风趣幽默的一面,他知道底层人民想要什么,他的民族主义,他对传统文化的熟悉,使他成为一个本土派的民族英雄。古田会议所具有的深刻历史意义和理论智慧其实也蕴含在‘朱毛之争’里。”为了客观真实再现历史,同时又令影片极具艺术欣赏性,谭晓明翻阅了几十万字的历史资料,数次到福建古田实地采访,不断调整剧本,最终为保障故事节奏流畅,生生将4万多字的本子精简到2万多字,并且第一次尝试以毛泽东第一人称为叙事视角,用他的六段内心独白作为结构全篇的主要手段。于是,在90多分钟的时长里,《古田会议》既拥有了清晰的叙事,又完成了相对完整的人物性格塑造,在主旋律电影创作上实现了不小的创新。
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结合实际情况,我们要继承弘扬革命前辈优良传统,继承弘扬古田会议精神,进一步把我们党建设好、把我们国家建设好。大力弘扬古田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以良好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以比学赶超、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来争先进位,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来谋划发展。具体来说要求我们做到:
(一) 坚持以求真务实作风推动发展。
求真务实是古田会议精神的灵魂。古田会议通过的决议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的革命气魄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我们弘扬古田会议精神,就要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坚持讲实话、摸实情、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把工作的着力点真正放到研究解决推动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要拿出真招实策,紧紧围绕发展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调查研究,不断分析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破解发展难题的真招、新招、硬招、高招。要注重真抓实干,沉下心来干事业,扑下身子做工作,雷厉风行抓落实,把发展思路落实到具体工作上,把发展目标分解到具体项目上,把发展举措体现到具体行动上,确保各项工作都抓得更加具体、更加深入、更加到位、更具实效。要务求真绩实效,坚持把解决问题、推动工作、促进发展、服务群众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重点,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多做破难题、促发展的事,多做解民忧、帮民富的事,切实做到让存在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让发展成效更加显著,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二) 坚持以勤政廉政行为推动发展
古田会议明确提出要反对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消极怠工思想、雇佣思想。
我们弘扬古田会议精神,就要切实做到勤政廉政,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以自身的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广大干部群众为跨越发展做贡献。要始终保持蓬勃朝气,真正把心思集中在想干事上,把责任体现在敢干事上,把能力体现在会干事上,把目标定位在干成事上,努力争创一流工作业绩。要始终保持昂扬锐气,以奋发向上的斗志、勇往直前的气势、攻坚克难的勇气面对各类矛盾和问题,敢啃“硬骨头”,能打“攻坚战”,切实做到在矛盾面前不回避、在挑战面前不退缩、在困难面前不屈服。要始终保持浩然正气,常思贪欲之害,常弃非分之想,常怀律己之心,坚持按党性原则办事,敢于同歪风邪气斗争,真正以清正廉洁的形象为推动跨越发展不懈努力。
(三) 坚持马列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不动摇
古田会议确立的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重要原则,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结晶,指引中国人民走过了不平凡的80年,发挥了巨大作用,极富生机和活力,在当前和今后党的建设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在第二大部分总结运用和丰富发展执政党建设基本经验中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第一,明确提出“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始终以思想理论建设为根本建设,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能力,使党的理论和实践始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再次明确了从思想上建党的重要性和历史渊源。国内经过30年的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转型,各种思想观念和价值趋向杂乱共存,对个人成才的 迫切愿望与社会现实的不对等导致怨恨丛生,付出与回报受利益观的驱使,追求心理和金钱上的平衡等一系列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正严峻地考验着我们党,每个共产党员。如果不加强党的思想领域建设,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就是自陷困境、自毁长城。从思想上建党,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才能确保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人民民主的政权性质,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才能不断前进稳
步发展。
(四)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永不褪色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设和发展的首要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要始终关注、抓住不放,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 丝毫含糊和动摇。古田会议所确立的党的建军原则,至今都始终不渝的坚持和毫不动摇,就是要牢固树立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意识。80年不平凡的历史告诉我们,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在经历了腥风血雨和各种艰难险阻考验与挑战中不懈斗争破浪前行,一步步凝结而成。“兵权之所在,则随之以兴;兵权之所去,则随之以亡”, 当前,境外敌对势力猖獗,严重威胁着党的执政和扰乱社会生活秩序,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企图制造混乱,扰乱军心,削弱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面对敌对势力这一险恶用心和图谋不轨,我们绝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和放松警惕,始终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决与各种敌对势力作斗争,确保党的执政地位。否则,军队就会脱离党的领导,党就会有危险。
前进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掌握了自己命运、团结起来的人民必将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创造历史伟业。”当前,虽然各种敌对势力和威胁时有发生,各种腐朽文化对党的“肌体”和部队官兵不断腐蚀和渗透,时刻冲击和妄图撼动“军魂”,我们只有牢固树立“军魂”意识,凝人心,举士气,以拨云见日的勇气主动出击,与不良思潮作斗争,捍卫“军魂”的威严,坚决抵制所谓“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的反动思潮,剔除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缺乏法理依据和军队政治工作过时,不适时,不适合现代化信息化战争的错误论断,永葆党对军队领导的“军魂”永不变质、褪色。
(五) 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发展
古田会议的独特价值,就在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理论,探索出了一条中国式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道路。我们弘扬古田会议精神,就要始终坚持改革创新,破除一切阻碍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和思维定势,不断争创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新优势。要敢于先行先试,敢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进一步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追求卓越的良好氛围。要善于学习借鉴,开阔眼界、开阔思路、开阔胸襟,学习借鉴一切先进的发展理念和成功的经验做法,不断用更宽的视野来规划,更严的标准来建设,更好的机制来推进,更高的效率来工作。
作为我们新时期的党员干部更要加强作风建设,重点在学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上下功夫,要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常怀敬畏之心,加强自我约束,坚守干净身、留得清静心、保持好形象。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筑严思想道德防线,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时时刻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行动上的廉洁自律,做到自重、自警、自省、自励,努力保持新时期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
2016.08.01
党史故事100讲古田会议及古田会议决议有感篇3
参观古田会议遗址有感
古田会议是人人熟知的共产党的历史事件,跟随着院里的大队伍,我来到了它的发生地——福建上杭的古田镇,心情是那样的崇敬和激动。
我们首先参观了古田会议旧址,了解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曾在这里举行了极具历史意义的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任前委书记的新前敌委员会,总结了中国红军建立两年多来的丰富经验,奠定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随后大家又参观了古田会议纪念馆,具体观看了中共红四军前委机关暨红四军政治部旧址——松荫堂、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写作旧址——协成店、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文昌阁、中共闽西特委机关旧址——树槐堂、红四军司令部旧址——中兴堂等六处革命旧址。通过参观学习,我知道了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是古田会议精神的精髓,保持党的先进性是古田会议的根本。古田会议在突出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对组织建设进行探索,提出党员入党的五条标准,严格执行开除出党和退党的有关规定,有原则地把好党员一入一出的这两个关口,制定了保证党的质量、搞好党的组织建设的根本措施,总结和重申了“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的成功经验,开创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新局面。
看着这些旧址,我心中不禁涌起对老一辈革命家们由衷的敬意和倾佩。今后,我一定要将老一辈革命英雄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继承和发扬到自己在院里的学习、工作中去,围绕我所在科室的财务管理职能,模范履行党章规定的义务,做好本职工作,服务群众、与时俱进地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我院党的组织建设提供坚强的财务后盾,真正实现自身工作为人民、为集体。
党史故事100讲古田会议及古田会议决议有感篇4
古田会议决议关于制度治党的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作者:张乃什 来源:《现代交际》2017年第09期
摘要:毛泽东在1929年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简称《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建党思想著作的重要篇目,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运用于中国实际的理论成果。其中不仅包括从思想上建设党的观点,也包含丰富的制度治党的思想。这些制度治党的思想涵盖党内法规、组织制度、生活制度等方面,成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重要思想来源。
关键词:古田会议决议 毛泽东 制度治党 当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9-0035-02
一、《古田会议决议》关于制度治党思想形成的理论溯源和历史背景
马克思、恩格斯在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实践中建构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为创立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宣传准备,这其中马克思恩格斯有重点地阐述的是:民主集中制在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中的重要作用。列宁曾指出:“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出发坚持民主集中制”[1]。十月革命后,列宁在领导俄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中,通过扩大党内民主,加强执行情况的监督等方式进一步健全了民主集中制。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对党的制度建设进行了早期探索,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面临诸多新问题,较为突出的是党员中工人占比明显缩小,农民出身的党员占据多数。这一现象在朱毛领导的红四军中表现更为显著。
二、对《决议》关于制度治党思想的解读
(一)党内法规制度
毛泽东所制订的《决议》分为八个部分,其中涉及党内法规制度的内容主要包括教育宣传的法规制度、党领导军队的相关制度:
1.红军宣传工作制度
毛泽东认为,宣传工作,是第一重大的工作,宣传工作的好坏,影响着党可否在群众中落地生根。毛泽东批评了红军由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而出现在宣传工作上的不足,如忽视对不同阶级、成分的群众的区分宣传,宣传工作缺乏具体的纲领,宣传者缺乏纪律的约束等。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提出了详尽的宣传方法,主要可分为文件宣传和思想宣传两种,文件宣传包括传单、布告、壁报等宣传,这些宣传应做到具体朴实、贴近群众的生活。他要求所做的宣传要契合基层民众的情绪,用行动逐步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基础。毛泽东还要求宣传组织队伍通过接受政治委员领导以确保党对宣传工作的领导。
党史故事100讲古田会议及古田会议决议有感篇5
古田会议决议形成的历史背景
导入:1928年4月红四军组建后,除了物质匮乏,部队成分复杂也是个大问题。毛泽东指出:“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井冈山的斗争》,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3页、77页】成分复杂对红四军的建设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主张流动游击的流寇主义等思想在红四军内部日趋严重。那么,古田会议决议之前这些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本节课我们就来了解这个内容。
一、中央“二月来信”
1929年4月3日,正在赣南开展工作的红四军前委,接到了一封中共中央写的《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这封来自党中央的重要指示信写于当年2月,因此被称作中央“二月来信”。来信要求红四军前委将部队分成小股武装,散向农村中,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四军去中央,隐匿大的目标,以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
“二月来信”对形势偏于悲观的估计不符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4月5日,毛泽东以前委的名义写了一封长达5000多字的《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复信一开始就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复信中,毛泽东从红军不是本地人、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和愈是恶劣环境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等四个方面,说明红军不能分散,领导者不能轻易离开的理由。
虽然中央很快改变了看法,不再坚持要朱、毛离开红四军。但是,由于“二月来信”要求分兵游击,却使红四军中一部分主张分兵游击的人以此为借口,再次要求红四军分兵游击。他们还指责毛泽东“不服从中央”。红四军本来就是由不同的部队会合在一起的,原先就存在着小团体主义倾向和意见分歧,这时便渐渐地表面化。这首先表现在“临时军委”之争问题上。
二、“临时军委”之争
“二月来信”迟到了两个月,已经“不合时宜”,因此该指示并没有被盲目地执行,但带了这封信来的特派员刘安恭倒是一个特殊的人物。
刘安恭,四川永川县人,曾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1929年初他学成回国,被中央作为高级军事人才派到红四军。1929年5月,刘安恭被红四军前委任命为临时军委书记。
井冈山时期,由党中央任命的前委是边界党、军队及政权的最高领导机关,前委之下是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军委对内是军中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对外是边界苏维埃军事委员会,指挥红军及各地方武装。当时前委书记是毛泽东,红四军军委书记是朱德。红四军在下山的时候,湘赣边界特委留在了井冈山。后来因为敌军围追堵截,情况复杂多变,前委与军委机构重叠,不利于遇有紧急情况时的机断处置,1929年2月初,军委停止办公,将权力集中到前委。
刘安恭就任临时军委书记后,受苏联红军“一长制”影响,排斥红军的党委制。所以,在一次临时军委会议上,他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
以下级党委限制上级党委的领导,这明显违背党的组织原则,势必会引起党内混乱。
5月底,红四军前委在永定的湖雷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焦点就是红四军内是否应当重新设立军委。争论中,主张重新设立军委的同志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家长制”,应对党过问的范围进行限制,支部只能管教育,党内要实行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
还有人主张“政治机关应隶属于军事机关”。反对恢复军委的同志认为,军队指挥需要集中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更有利于作战,设军委实际是“分权主义”,在前委之下、纵队委之上插进一个军委完全没有必要;
主张党管一切、一切工作归支部、党员个人自由在党内要受限制;
不同意红四军党内有“家长制”等说法。
这场争论反映出,在如何处理党和军队的关系、如何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等重大问题上,红四军党内认识还不够统一。
湖雷会议开了一天,没有结果。6月8日,红四军前委在上杭县白砂镇召开了营以上干部扩大会议,史称白砂会议。
在会议上,刘安恭发言说,“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红四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反驳说,“成立军委就是想借此摆脱前委的羁绊。”
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份书面意见,指出:(1)前委、军委是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承担,陷于不生不死状态。(2)人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却要多一层军委机构,前委工作不好承担。(3)反对“党管一切”,反对一切工作归支部,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限制,要求党员要有相当的自由。这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成了根本问题。(4)对决议案没有服从诚意。最后,毛泽提出:“不干这种不生不死的书记,请求马上更换,离开前委。”
毛泽东的表态,表明了自己在红四军党内严重思想斗争中毫不妥协的立场,这出乎全体与会人员的意料。他在红军内的威望是无人可与比拟的。所以,在投票表决时,代表们以压倒多数的优势(36票对5票)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改任第二纵队司令员,陈毅代理了前委书记一职。
白砂会议平息了关于临时军委存废问题的争论,贯彻了毛泽东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从组织措施上使前委的领导重新得到加强。虽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错误倾向,但它在思想上、组织上和理论上为半年后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白砂会议撤销了临时军委,按照一般逻辑,红四军党内的这场争论似乎可以终结了。然而,事实却是争论愈演愈烈。这就引出了我们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三、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提出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个提法,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是在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里面提出了党的“绝对的指挥权”“绝对的党领导”等概念。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白砂会议上,林彪看到毛泽东的书面意见后,给他写了一封急信。信中说:“你今天提出的你个人要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代理你以前,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切同志的错误思想。”
毛泽东在接到信后,于6月14日给林彪写了近8000字的回信,系统阐明了自己对争论的看法。这封信的很多思想观点后来被古田会议决议所吸收。
在这封信里,毛泽东首先表示:“你的信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
复信考察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毛泽东把当时争论的主要问题归纳为14点:“(一)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二)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三)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四)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五)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六)地方武装问题,(七)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八)对时局的估量,(九)湘南之失败,(十)科学化、规律化问题,(十一)四军军事技术问题,(十二)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十三)分权主义与集权,(十四)其他腐败思想。”其中,毛泽东把“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放在红四军14个主要争论点中的首位,用全信1/3的篇幅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论述。
毛泽东对“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视,首先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党能不能建成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毛泽东分析了红四军中党的领导权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原因: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
第二,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基本上是依靠了个人的领导作用,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强调“军官权威”,喜欢“长官说了算”,反对“党管一切”等);
第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其次,它是红四军党内各种斗争的总线索,其他种种问题的争论都与这个问题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一段时间内,红四军内部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表面看来是个组织形式问题、分权与集权问题,而实质上是个人要与党争权的问题。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极端民主化、争个人自由、反对“家长制”“书记专政”等等,实质上都是坚持个人领导而不要党的领导。
复信中,毛泽东还明确指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
继毛泽东之后,朱德也在15日写出《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信中对三个组织原则阐述自己的看法。第一,不同意党管一切的说法。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坚持得不够,成了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主张实行由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第三,赞同在党内要执行严格的纪律,自由要受到纪律的限制。
毛泽东、朱德两人的争论,尽管在言辞中都有尖锐锋利的一面,但在不少问题上其实是一致的。朱德和毛泽东一样,都强调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分歧主要在领导方式。朱德更多强调党支部的作用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不赞同前委代替群众组织和各级党的政权。
红四军领导人中间日益严重的分歧和争论,对革命是不利的。怎么解决这种分歧呢?我们看第四个问题。
四、红四军“七大”的召开
1929年6月中旬,红四军攻占龙岩。为统一思想认识,前委决定召开红四军七大。
在会议上,陈毅代表红四军前委作了工作报告,他对毛泽东和朱德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陈毅认为,毛泽东和朱德在这次党内争论中都犯有错误,但毛泽东对此应负较大的责任,为此会议决议予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朱德予以“书面警告”处分。大会在中央并未指示改组前委的情况下改选了前委,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这一职务改由陈毅担任。
会议所作的决议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和必须反对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对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缺乏具体措施。
红四军“七大”为什么没能完全解决内部的分歧?据时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江华后来回忆说,“这也是客观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正是有了这场争论,中央听取了陈毅的汇报,才有了中央的“九月来信”,也才有了古田会议,使党彻底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有了基础。【《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上杭县指导地方工作。
7月下旬,陈毅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9月下旬,红四军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红军法规等问题。由于准备不充分,采取了由下而上的民主制,结果争论了三天,也没有得出什么结果。于是前委致信毛泽东,请他回来重新主持前委工作。
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够随便回来,这个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
后来,毛泽东还是前来与会,但当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这以后,毛泽东留在上杭临江楼继续治病。
10月,红四军前委接到中央的指示,要求红四军“全部即到东江游击,向潮梅发展”。红四军这次进军东江,精锐损失一千多人,占总兵力约三分之一。部队思想混乱、士气低迷,面临着严峻考验。第二纵队司令员刘安恭也在战斗中牺牲。
朱德后来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八、九、十 三个月中前委机关不健全,毛同志去地方养病,陈毅同志去中央,前委只余朱德同志一人,因此应付不开,政策上发现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朱德:《关于回东江损失的原因及占领长汀后的工作情况》,1930年1月6日】
在这紧急时刻,红四军怎样才能摆脱困境呢?这其中,一封中央来信起了关键的作用。
五、中共中央“九月来信”
1929年8月下旬陈毅到达上海。他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等5个书面材料,将近5万字。这些材料对于中央全面了解朱毛红军的历史经验和存在问题,作出正确的指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陈毅汇报后,决定组成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负责起草对红四军的指示信。
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陈毅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指示信强调,“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都非常错误……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明确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应当采取“集权制”,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同时指出,“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来信指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中央九月来信,正确地解决了红四军自湖雷会议以来党内争论的主要问题,为克服党内军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消除分歧,统一认识,以及古田会议决议的制定,创造了条件。
1929年10月22日,陈毅离开上海后在广东松源见到了朱德。陈毅转达了中央的指示,朱德表示坚决拥护。10月23日,陈毅派专人把中央的“九月来信”送给在蛟洋的毛泽东,并附自己的一封信促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信中说“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朱德)以及前委的希冀。”11月4日,陈毅再次写信给毛泽东:“从中央回来,22日到军部。我俩之间的争论已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
11月26日,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三人在军部见面后,大家互相作了检讨。朱德向毛泽东说:“我在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给您在精神上带来了创伤,请您原谅。”毛泽东也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八大’时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信回来说了一些伤感情的话。”陈毅也对“七大”之事承认了错误。至此红四军内部的这场争论尘埃落定。
12月3日,红四军到达连城县新泉镇。在这里进行了为期10多天的政治、军事整训。新泉整训,通过对红四军中大量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深入调查和初步整顿,为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根据“中央九月来信”,1929年12月,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了第九次党代会,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案,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习主席指出:“古田是我们党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是我军政治工作奠基的地方,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决议精神不但很快在红四军得到贯彻,而且随后在其他各部分红军中逐步得到实行。此后,根据地建设得到迅速发展,革命的星星之火遂成燎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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