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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国安才能国治，治国必先治安。保证国家安全，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新时代新形势不仅呼唤新的改革观、发展观，还需要新的安全观。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在2014 年 4 月 15 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适时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总体安全观将会为破浪前行的中国航船，构筑更为坚固的安全屏障。
总体国家安全观 的时代性特征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以往国家安全观的内涵和外延的丰富与深化，所涉及的时空领域比历史任何时期都宽广，而提出此观念的背景因素比历史任何时期都要复杂。纵观最近的国际国内环境，“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既适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又顺应了民意诉求，对于统筹中国发展，应对国内外安全挑战十分重要。
从国际看，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快速演进，新一轮技术革命声势浩大，全球经济在深度调整的同时，也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浪潮。美国调整“重返亚太”，触发亚太国家关系的再调整；美欧日力推四大经贸新协议试图摆脱WTO 另搞一套，目的是抑制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发展，打造更加有利于延续西方主导地位的世界经贸格局。
虽然和平、发展与合作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尚未根本改变，局部的战乱、紧张、动荡此起彼伏，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全球安全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增多。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国际政治局势的基本态势。
中国的周边热点持续发酵，不稳定因素增加。“朝核危机”使朝鲜半岛局势剑拔弩张，半岛形势牵动各方神经；中国在钓鱼岛受到日本的挑衅，并引发钓鱼岛危机，美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有利于日本甚至“介入”的立场，以“防卫”钓鱼岛及遏制中国；在南海，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海领土上的纷争日趋激烈，美日印相继插手南海问题图谋使争端国际化、复杂化。中国周边安全局势比较严峻。
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为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也积累了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官员腐败、法治欠彰、分配不公等问题，直接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当前，这些问题和矛盾进入敏感期、突发期、多发期，在很多地方都引发了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再加上国内台独、藏独、疆独分子以及邪教势力趁机煽动闹事，尤其是新疆恐怖主义分子不断制造暴力恐怖事件，维护政治安全的压力相当大。
目前，中国经济已进入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这使得我们面临的经济形势更趋复杂，挑战来自“增长减速”和“结构调整”，来自内部和外部等多个方面，经济运行中不确定性、不平衡性和脆弱性凸显。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会对国家安全产生复杂影响。
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发酵，使中国国内外面临的安全问题相较以往更具综合性、复杂性及敏感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必须以全新的理念认识国家安全，以全局的视角定位国家安全，以整体的思路规划国家安全。于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应运而生。
总体 国家 安全观 的 整体性 思维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本利益，是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也就是国家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也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当代国家安全包括 10 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国民安全、领土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一般来说，小国、弱国总是把确保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作为首要的基本的目标，而大国、强国则往往追求更大、更多的安全利益。冷战结束以来，随着诸如环保问题、恐怖主义、金融安全、网络安全等一些新的安全问题的出现，传统的国家安全理论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和挑战，有关学者和理论家们在对国家安全理论的探索中，逐渐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安全观，其中最早出现的有“综合安全观”、“共同安全观”、“合作安全观”三种，后来人们又开始用“非传统安全观”来概括这些不同的安全观。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些都是从某些方面认识国家安全或国际安全而形成的不同安全观，而不是全方位的安全观。例如，在日本兴起的“综合安全观”，主要是强调利用军事手段和政治手段之外的经济力量、技术创新来保障它的安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战后和平宪法限制了日本的国际政治地位和军事力量发展。因此，这种综合安全观便有了明显的局限性。
与此不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充分认识到这些不同安全理念的局限性的情况下，能够克服其缺陷而汲取其优点的新型非传统安全观，是把现实中存在的国家安全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的整体安全观。它把分散的国家安全认识凝聚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安全新观念。
习近平首次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过去提出的“综合安全观”的升级，在集纳国民、政治、经济、军事等安全问题的同时还特别突出国际安全问题，统筹了国内外两个安全大局，协调了中央、地方、外交、军事乃至宣传方面的力量。
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它是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在总体安全体系中，每一个领域的具体的安全，虽然各有侧重点，但都与其他领域的安全密切相联，凝聚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时候都不能孤立地片面地理解国家安全的问题。
总体 国家 安全观的中国特色
总体国家安全观首提五要素，即以国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
把国民安全放在第一位，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大亮点，它体现了国民安全在整体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核心性、目的性和主体性。结合起来看，这在事实上确定了一种以国民安全为宗旨、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的“民本国家安全观”。由于只有国民安全才是一切国家安全活动的根本宗旨和根本目的，那么无论是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还是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以及国际安全，相对于国民安全来说，都不具有宗旨性和目的性地位，都不过是实现国民安全这一根本宗旨和根本目的的不同措施和不同手段。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
政治安全是根本。政治安全一般是指国家政治体系及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安全，包括国家政治体系在政治发展进程中协调运转，政治结构和政治秩序相对稳定，能适应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并确保政治运行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黄
金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突出特征。这一特征使得我国国家政治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具体来看，在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和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我国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也在不断增多，国家处于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期，国家政治安全问题面临严峻挑战。如果不能保持政治秩序的正常运行和政治稳定，一切安全问题都是空谈，相反，也只有在政治安全良好的状态下，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才有可能得到有效解决。我国把政治安全确定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反映了中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和内向性。
经济安全是基础。冷战结束以来，国家安全的内容更为丰富，重点也发生明显变化。当今时代的国家安全已不局限于国防安全，还包括经济、信息、生态、能源等多方面的安全。而经济安全不仅是整个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它的基础与核心，没有经济安全，便没有政治、科技、军事、社会等的安全。我国经济安全目前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潜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如我国对西方发达市场体系形成不对称依赖，不断加深了我国自然资源、市场、技术的对外依赖程度，庞大国际热钱无序流动威胁我国经济安全；国际贸易摩擦对我国进出口贸易造成严重影响，跨国并购和金融风险等不断挑战我国的经济安全。我国经济安全问题的增加并不表示我国经济、军事力量的削弱，相反正是因为我国经济的逐步强大,才产生了许多经济安全问题。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要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在国家经济发展和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中逐步解决。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 多边共赢 当前国际形势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国国际地位上升，并且在未来几十年内，中国都将是一个处于上升轨迹中的国家。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在中国与发达国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一些摩擦和争议不断出现，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冲击是出现摩擦的原因之一。这一冲击既有物质层面，也有心理层面。从物质层面说，中国崛起首先意味着东亚地区国家的实力发生重大变化，与实力对比变化相伴而来的是国家间相对地位的变化，比如中日关系，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快速上升，日本作为东亚地区主导国的地位正逐渐被中国取代。另外，面对中国的崛起，某些大国作为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对中国的防范意识加强，并通过挑起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摩擦和矛盾加大中国的安全风险。中日钓鱼岛之争，中菲、中越南海争端等都可以看到大国的影子。这就导致我们在国际关系层面上遇到的很多挑战，一方面中国国力越来越强，包括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了，但是老百姓感觉到的却是中国似乎面临安全困境，尽管我们一再表明自己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但是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利益相关者，种种论调不绝于耳。更重要的是这导致一些周边国家试图推动区域内大国或引进区域外大国来平衡力量或制衡中国。如果不调整外交政策，我国就容易被孤立，因此需要给一些国家安全保证，以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的恐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要：“既重视中国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习总书记提出“要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习近平总书记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很强的国际包容性，强调命运共同、和谐共处。命运共同体，既是经济合作不断加深的关系，也是成员国在安全问题上互相谅解、相互提供支持，在发展与合作的过程中提升所有国家的安全水平的关系。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共同安全的本质就是国家安全必
须以国际安全为依托；建立和谐世界是实现各国共同安全的必要保障。
从功能上看，总体国家安全观谋求互利共赢的共同安全。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政治作用，它有助于把相关国家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它们在面临经济危机、外部安全压力、全球或地区层面的共同威胁与挑战等问题时，能够提供更可靠和更有效的相互支持。在困难的时候，能够互相扶持和帮助，在平时也能在国际层面相互提供物质和道义的支持，更好地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每一个成员的积极作用。通过命运共同体建设，可以把我们长期执行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外交政策推向更高水平。
从目标上看，命运共同体与本地区长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本身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同时，命运共同体建设也高度契合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积极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本身说明了中国试图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说明了中国对地区与国际事务所采取的建设性态度。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要取得成效，意味着中国与周边国家要同时走和平发展道路，在这样一条发展道路上相互支持、共同推进。
从途径和手段上看，中国国家总体安全观强调以合作促安全，首先通过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水平，建设比较深入和完善的经济共同体，在此基础上，逐渐建设安全共同体，然后才是包含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内涵的成熟的周边命运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的建设不会自动导致安全共同体的形成，安全共同体的发展也不会自动导致十分紧密的命运共同体的完成。在这个过程中，要经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多次质的提升过程，这需要相关各国政府共同努力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