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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思考4篇
【篇一】大学生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思考
共同富裕即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最终达到丰衣足食的水平。它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设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我们也必须知道共同富裕，不是指同等富裕，也不是指同时富裕，而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的帮助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里讲到的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但这种普通富裕不是、也不可能靠现有财富的平均分配来实现。共同富裕显然不是平等富裕，不是齐头并进式富裕，人的指头伸出来还有长短，要社会中的个体步调一致并排向前进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当两个人约定共同去赚钱时，显然是不能在没有其它约定的情况下就草率理解为赚到的钱两人需要平分，所以共同富裕的第一个内涵应该是“共同”中包含的个体都能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获得自己财富的增加，既然是共同的物质增加，那么就为共同富裕设定了一个底线：一部分人的财富的增加，不能建立在另一部分人财富减少的基础上.那么我们所了解的共同富裕是有可能实现的，这个的前提就是先富带后富。
也许有人会说，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了共产主义也就实现了共同富裕。但是他们有没有想过，共产主义到底能不能实现？人都是有私心的，也是有野心的，当你处在某一阶层时你会想着要爬向更高的位置，这样社会才会有进步。但是如果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无论你付出多大的努力，你得到的报酬和其他人的一样，那你就没了上进心，没了积极性，蔓延下去，那么社会就会衰落，共产主义社会不会维持很久，盛极而衰，这是不变的规律。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共产主义比共同富裕更难实现。
除了考虑物质需求外，还有一个条件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精神文明。从目前的状况看，中国的经济是飞速发展起来了，但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了，这已经成为了我国不安定的因数。要想实施先富带后富的政策，那就要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让先富起来的人能够自觉的去帮助贫困的人，带动他们富裕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精神文明跟不上物质文明，那么共同富裕就只能是口头话题了。所以，要实现共同富裕，就要发展好精神文明，精神文明跟上了物质文明，那么共同富裕才有可能实现。
另一方面，就是时间问题。目前我国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都未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高度，两级分化还很严重，现在共同富裕只是一个奋斗的目标，在当前难以实现，它的实现跨时极长。
总的来说，共同富裕是有可能实现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是先国富后民富，还是先民富然后国富. 一般意义上看，“国富优先”的主张符合标准的“滴流经济学”原理。这一理论认为，在实现国家富裕的过程之中，财富会自上而下地流向普通百姓。也因此，“精明的政府会优先追求经济整体上的快速增长，为持续减少贫困、提高人民福利创造条件。” 用最通俗话讲，只有蛋糕做大了，人们才可能吃得到更多蛋糕。所以，这一理论也就是所谓的“做大蛋糕”论。按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兹后来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的总结，“滴流经济学”原理一开始在主流经济学界是得到广泛认可的，包括阿瑟刘易斯、华尔特罗斯托以及肯尼思阿罗等经济学大家都为这一理论的论证与完善做出了贡献。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以“滴流理论”为基础的“先国强后民富”路径似乎更为重要。这是因为，与先发国家不同的是，后发国家为了能够追赶先发国家，一般被迫采用“赶超战略”。“赶超战略”的核心，就是以政府强大的动员与控制力量作为后盾，进行快速资本积累与投资，以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由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转型。而要做到这一点，政府一方面必须掌控全社会更多资源，另一方面施行“高积累、低消费”政策。 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是国富在先，甚至为了国富，不得不在一段时期内以“民贫”为代价；
等到国家完成经济转型，实现现代经济增长之后，再反过来着力于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即解决“民富”。 但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展中国家的表现以及经济全球化后的南北失衡，使得“滴流原理”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质疑。从发展中国家的表现看，南亚与拉美地区国家实现了将近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某种程度上部分实现了“国富”，但经济增长的成果却很少“滴流”到人民身上，而是被腐败的政府官员和买办性质的资本所截留。 最终，贫富分化不仅严重威胁着社会与政治稳定，而且也反过来连累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使得南亚与拉美地区国家出现了严重经济危机与发展停滞。 经济全球化通过促进全球范围内商品与资本的流动，的确也因其提高了全球资源配置效率而增进了全球经济发展速度，但全球化成果却也大多被发达国家以及少数跨国公司所支配并把持，以至于曾在推进全球化过程中充当过急先锋的斯蒂格利兹这样的着名经济学家都成了全球化的反对者。 正因此，不少经济学家开始反思“滴流理论”，认为“滴流”的渠道不畅，可能导致即使国家富了但其成果分配无法惠及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此时，作为财富创造主体的百姓，可能不再愿意进行“生产性努力”即去努力做大蛋糕，转而把努力的方向放在分配性即分蛋糕上，国家经济增长最终也因“生产性努力”减少与“分配性冲突”增加而陷入停滞。此时，“国强民不富”，并进而妨碍国家进一步走向富裕。 “先国富后民富”这一思路，除了“滴流”的渠道可能不畅，有可能陷入“国富民贫”这一缺陷之外，从理论上看，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即使“向下滴流”畅通，也会因为国家生产能力增长先于并快于民众消费能力的增长，从而导致总需求不足问题。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一般只能靠出口来消化过剩产能。其后果除了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高企，还可能因为强调出口产品竞争力而不得不压低本国劳动力相对成本。此时，即使经济增长了，国家富了，老百姓却仍然富不起来，并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也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即使是后发国家，为了赶超先发国家，不得不实施“先国富后民富”的政策，但经过一段时期后，也都必须进行政策调整。 民富优先 此时政策调整的方向就应该是由“国富优先”转向“民富优先”，或者说，用民富来进一步推进国富。具体路径是这样：人民富裕使得百姓消费能力提升，消费能力提升推动社会总需求扩大，社会总需求扩大带动经济繁荣，经济繁荣促进国家富强。 如果说，在“国富优先”政策下，“国富”主要是靠投资拉动，是一种政府主导的供给型经济增长，此时，在“民富优先”背景下，“国富”建立在总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推动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市场主导的需求型经济增长。前一种“国富”在后发国家经济起飞之初发挥主要作用，但因其缺陷导致实施必须有时限；
而后一种“国富”则将预期在一国经济已经成功实现起飞之后发挥作用，而且将真正使经济发展建立在人民不断增加的物质文化需求之上，这种以“民富”为前提的“国富”没有实施时限。 新中国成立60年，在我看来，在追求“国富优先”上，改革前与改革后并没有多少区别，而且都取得了公认的成绩。 前30年，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控制，充分利用政权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把有限的资本集中到中央计划当局手中，实现了在最短的时间最为困难的条件下，中国由一个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变为以工业为主的国家。 后30年，为了尽快实现“强国”的目标，一方面，中央政府仍然没有放弃集中全社会资本，进行投资布点尤其是基础设施方面的功能；
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更注重通过“分配激励”，调动海外资本以及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经济成功实现了起飞。 总之，利用国家与政府的力量完成资本积累与深化，优先追求“国富”，使得当世界上绝大多数后发国家仍然未能摆脱贫困泥淖的时候，中国成为20世纪以来少有的实现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国家。 更难得的是，中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即“国富”目标的同时，的确也使经济增长成果惠及于民。新中国前30年，老百姓的生活为了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做出了牺牲，但政府仍然通过建立起成本较低、覆盖面较广的社会保障网，使得中国人文指数至1978年就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特别是中国近30年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更是成就了世界范围内最大规模的减少贫困运动。正因此，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审视新中国60年“国强民富”战略，总体上是成功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国富优先”战略在中国的实施也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结构性失衡的矛盾不断累积，尤其是导致两个比重即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劳动报酬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过低，这种格局反过来造成内需不足无法支撑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即妨碍国家进一步富强。正因此，调整发展思路，转而追求以民富优先，带动国家进一步发展，正当其时。 这可能才是我们今天客观看待“国富”还是“民富”应该有的态度。
【篇二】大学生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思考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最终靠的是（发展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最终靠的是发展。
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科学发展是为了能让人民有更好的生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人是目的”。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的主要任务是“做大蛋糕”，那么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则是“分好蛋糕”。
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应运而生。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强调，“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将五大发展理念视为“一场深刻变革”至少有两层意思。其一，当今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都面临着现代化任务，社会转型迫切需要观念的更新，必须有新的观念来适应新的社会发展；
其二，科学的观念往往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导向和价值支撑，即“理论指导实践”，这样一来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既源于国家发展现状又具有时代特征的科学观念为中国转型提供导航。因此，五大发展理念是富有时代性的观念变革。观念更新和变革正是为了更好地科学发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发展着的发展理念，共同指向科学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2.0版本”。我们要在发展这一“硬道理”中把握“新道理”，把握新道理就必须探究五大理念的依据、目的和方法论。
依据：社会转型与基本国情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社会转型”一词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描述当今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简单地讲，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就是中国不断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工作重心定为经济建设，中国由此进入现代化发展之路。美国《时代》杂志曾质疑说：“他们的目标几乎不可能按期实现，甚至不可能实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我国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产生了“中国式奇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外贸进出口总额均已达到世界第二位，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提升到10%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平均超过20%。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已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毫无疑问，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为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红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成就面前同时存在着许多转型难题。在经济领域，原先单纯追求GDP增长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新常态，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在促进GDP提升的同时也留下了诸多隐患，如房地产泡沫、地方债隐忧、影子银行泛滥等。在社会领域，有学者把当前的社会称为“风险社会”，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从信任风险看，老百姓们价值诉求不断增多，人民群众对未来期待更高，过去施工建厂，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利益，今天引进项目，担心的却是环境污染；
过去期盼吃饱穿暖，今天却追求吃得健康、安全；
过去梦想有车有房，现在则忧虑PM2.5排放。社会转型所面临的成就和问题共同构成了科学理念的生成依据。
科学发展理念除了要把握诸多新“变化”，还要看到三个“没有变”。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们的最大国情和最大实际。现阶段，我国仍有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有8500多万残疾人，有7000多万人吃低保，这都是现阶段中国最突出的国情。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的提出，在把握历史和现实逻辑基础上，既看到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成就，又洞察到了问题。因此，五大理念的生成依据具备科学性，理念的实践过程就是科学发展模式的运行过程。
目的：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科学发展是为了能让人民有更好的生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人是目的”。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的主要任务是“做大蛋糕”，那么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则是“分好蛋糕”。“分好蛋糕”是科学发展的更深刻内涵，因为“分配”蛋糕意味着将发展视域从“物”转移到了“人”，从追求经济增长转变为追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讲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而把蛋糕“分好”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要想达到这些“期盼”，必须实现科学发展，从这个角度审视《建议》中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便能更深刻理解其中的科学内涵。
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是因为面对充满挑战的国内外形势，我们必须进行“万众创新”，我们舍创新发展别无他途。在“以人为本”的创新过程中，创新就不仅仅只是变换某种方式方法，以实现技术的变革和进步；
其更深刻的内涵是将创新上升为一种价值、一种理念、一种精神，成为人们的生命状态、社会的风尚面貌。让人们在各个领域“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中产生“获得感”。协调的科学意蕴在于协调对全面深化进程中各种“差距”的弥补和缝合，这是以人为本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意味着西部和中部欠发达地区的人民能够得到更好的生活质量、推动城乡一体化的本质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即“人的城镇化”。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人们从原先的“求生存”转变为现在的“求生态”，可持续发展、低碳生活、绿色生活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美好生活。开放发展的旨向在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五大发展理念的落脚点定位共享本身就说明了科学发展的原则和目的都是为了增进人民福祉，共享发展意味着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意味着为人的自我实现创造出一个公平、正义、法治的社会生态，更意味着是对老百姓医疗、教育、社保、社会服务承诺的兑现。
因此，人是发展的终极目的。五大理念的“合力”共同指向科学发展，五大理念中的每一个理念的实现都会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向前推进一步。
方法论：“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下的发展
之所以说五大发展理念的核心是科学发展，在认识论维度上，是指这些新理念的依据和目的具有科学内涵；
在方法论维度上，则是说明了五大新理念必须有一个科学的实现原则和机制，这个原则和机制就是“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
众所周知，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这个总布局绝不是我们党在指导发展中的妙手偶得，而是在实践中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从最初的“两手抓”，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丰富、日趋完善的生动历程，这标志着我们党在建设中对科学规律的把握。因此，“五位一体”作为总布局本身就是建立在实践性、有效性、人民性基础之上的科学性。“四个全面”是总布局之下的一个“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新时期答案。之所以说“四个全面”具备深刻的科学内涵，乃是因为“四个全面”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我国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得出来的。因此，只有将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放在“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的框架中才能真正称之为是科学的发展，脱离了这个总的框架设定，五个发展新理念就只是若干理念的机械排列，不能很好地形成科学发展的合力。
因此，实现五大理念必须坚持“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这样讲有两层意思。一是新理念只有将“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作为背景输入才能称之为科学理念，才能走向科学发展之路。举个形象的例子，《建议》中的五大理念好比新鲜的血液，“四个全面”就是血液流动的肌体，“五位一体”就是人体的骨骼，三者环环相扣，互为依据，不可分割。二是只有将五大理念放入“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中，才能使新理念的科学性得到最大程度发挥，形成1+1+1+1+1>5的效果，这意味着在“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的布局之下，新的理念会自动嵌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中；
会自觉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提供观念和价值资源，从而使五大发展新理念共同指向科学发展之路，在新发展中不断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篇三】大学生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思考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最终靠的是发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如一的根本价值取向。邓小平同志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共同富裕属于经济学领域的概念，应该用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来定义。富就是表示占有财产多，富裕表示拥有的金钱、物资、房屋、土地等等的数量多。贫困就是拥有的金钱、物资、房屋、土地等等的数量少。"共同富裕"是人民大众最终达到富裕，但绝不是"同时富裕、同步富裕、同等富裕"，我们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的帮助后富的，从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所以，那些声称共同富裕就是同步富裕、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说法是错误而片面的。
"平均主义"是平均消费生存资料，或者说是平均拥有生存资料，也就是平均拥有社会财富。但在历史的事例中，李自成与洪秀全均尝试过实行平均主义，但是他们所实施的平均主义的原则是同步富裕，其过分的追求了主观的完全同步性。由此可见，"共同富裕"显然不是"平均主义"的代名词，"共同富裕"也显然不同于"同步富裕"。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最终靠的是（。A.人口红利B.发展C.资源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什么是共同富裕?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上赋予共同富裕以科学的内涵。在共同富裕这个概念中，"富裕"反映了社会对财富的拥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共同"则反映了社会成员对财富的占有方式，是社会生产关系性质的集中体现。共同富裕包含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方面的特质，从质的规定性上确定了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地位，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
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
共同富裕是共同和富裕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共同用以说明富裕实现的范围，它是相对于私有制所导致的两极分化现象而言的;富裕则是用来表征生活丰裕的程度，它是相对于贫穷而言的。共同富裕就是消除两极分化和贫穷基础之上的普遍富裕。
邓小平一再强调要消灭贫穷，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社会成员的富裕，其要旨在于要实现普遍富裕。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邓小平一再告诫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占有、使用和支配生产资料的平等权利;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保证人民获得财富的公平权利;必
须加强宏观调控，保证人民享有共同致富的权利。
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但这种普通富裕不是、也不可能靠现有财富的平均分配来实现。共同富裕不可能是同时、同步、同等富裕。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作为一个社会公平的范畴，共同富裕不可能是全体社会成员在财富占有上的绝对平均，而是在生活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就是说社会成员因其素质的不同、对社会贡献的不同，在财富占有的多寡上也必然不一样。事实上，也只有承认富裕程度上的差别性，才能调动人民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才能为高层次的富裕提供示范。没有差别富裕，也就没有人民群众追求更富裕生活的积极性，就不会有全体人民高层次的普遍富裕。邓小平正是基于对共同富裕中所蕴含的差别富裕内涵的揭示，才勾画出先富、共富的战略构想，开辟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
共同富裕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富裕
共同富裕是以物质的共同富裕为基础的，这是共同富裕的最重要的内容。然而，仅有物质生活的富裕，这种富裕与现代文明是相背离的。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既是我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共同富裕的主要内容。邓小平指出:"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认为，物质生活的富裕、精
神文化生活的丰富、人的自身文明素质的提高，这几方面有机结合，才能构成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鲜明特征。
邓小平在谈到小康目标时，用的是"小康社会"，也就是说小康是一个涵盖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综合概念。同样，我们认为共同富裕也不单是一个物质上富裕的问题，而是一个包含物质生活在内的、体现社会成员各方面生活富裕在内的综合概念。也只有从这样的高度去认识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才称得上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目标。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富裕是有一定的逻辑关系的。物质生活是人类生活的基础，也是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人们精神生活的充实、社会生活的协调必须建立在物质生活的富裕上，如果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所谓的道德、理想就难以得到切实保障。"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生活富裕了，人的追求就会向精神生活发展。邓小平说:"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
物质生活是基础，但物质生活并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人民生活的改善并不单指物质生活的改善，而是指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协调发展，是一个各方面生活全面提高的问题。事实上，在人们的物质生活丰裕以后，精神生活将成为决定人们富裕和幸福程度的一个关键因素。一方面，物质生活的富裕必须有赖于精神生活的指导才能形成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拥有闲暇时间将成为富裕生活的一个显著标志，如果没有精神生活作依托，闲暇时间不仅无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相反可能
成为滋生惰性、产生新的社会问题的温床。
精神富裕的价值，不止是它和物质富裕是互相联系、制约的，而且社会主义精神富裕是社会主义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谈到一国的综合国力时，通常主要指该国政治、经济、科技等实力的总和。但社会的发展日益表明，一国的精神凝聚力也应当是其国力的重要组成因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精神力量不行，一个前进的时代，总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一个发展的民族，总有一种积极进取的意志。江泽民同志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还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共同富裕是部分到整体的逐步富裕
邓小平在谈到共同富裕时、多次强调"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里"逐步"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纵向看，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客观的物质积累过程，需要分步骤有秩序地进行。二是从某一历史发展阶段的横断面看，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然后帮助和带动更多乃至全国各族人民富裕起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实现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富裕的手段，由此可见，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动态的、非同时富裕的过程。
邓小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根源于我国生产力总体落后、发展又极不平衡这一基本国情。所以实现共同富裕必然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历史过程，并且它不等于同步富裕和同等富裕，与同步富裕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从逐步富裕的方法上来看，它主要包括一下几个方面:
在区域经济发展上，要实行非均衡与均衡相结合的发展战略，通过积极的非均衡促进相对的均衡，即:一方面鼓励一切有条件的地区发展得更快一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争取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为加快全国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作出更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又要大力帮助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加快发展。
在个人收入分配方面，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应注重效率，即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反对平均主义;再次分配应注重公平，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在处理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收入上，要进一步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共同富裕是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过程富裕
把共同富裕界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目标时，并不意味着将来有一天实现了共同富裕，人类就不再前进、社会就至此停滞了。共同富裕并不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终极目标细枝末节上的描述，而
是对社会主义公平和理想的一种形象概括。共同富裕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而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充实新内容的动态过程，是一个从贫穷到富裕再到高层次富裕的过程富裕。当下所谓的共同富裕只是相对于我们当下所面临的普遍贫穷而言的。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里的"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并不单是一个时间上的界定问题，而是指在社会主义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最终的目的全在于实现共同富裕;是指共同富裕本身是一个由低层次到高层次的动态发展过程。社会主义最终要实现高层次的共同富裕，并把人类引入共产主义阶段共同富裕的大门。
共同富裕的动态过程性，也是由人类追求富裕生活的无止境性决定的。对未来的向往和憧憬，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人类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追求富裕的历史。所谓理想，在当下是实现低层次的共同富裕，在将来就是追求高层次的共同富裕。只要人类还在，理想就不会湮灭，对富裕的向往和追求就不会停止。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具有多角度、多层面的深刻内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调实现"五个统筹"。相信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对共同富裕思想有全面、科学理解的基础上，用它来指导全面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必定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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