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贡献青年力量（2022年）,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写作有帮助!
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贡献青年力量6篇
第1篇: 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贡献青年力量
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来源：
《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5期 作者：
张宇燕
世界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历史长河之中。过去一个世纪人类经历的大事可谓多矣，仅世界大战就爆发了两次，接下来还有冷战、伊斯兰和基督教之间的文明冲突，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创新。
然而更为深刻的变化，恰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则是“我（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对人类所处时代做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下简称“百年变局”）如此重大判断，揭示出人类今天正在经历的沧海桑田及其对未来发展的影响，要超过前一世纪人类经历的天翻地覆。
此判断在2018年6月一经提出，便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一些非常积极热烈的讨论。本文试图从下述八个维度阐述一下对百年变局的理解。
【一】 大国间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
百年变局中最为关键的变量在于世界上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主要国家间的力量对比经过了不断变化，逐步累积起的量变转化成某种程度上的质变。
国家力量大小可以通过很多指标来衡量，其中最综合也是最常用的指标可能还是经济实力。就经济实力而言，中国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发展非常迅速。197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只有200美元，2018年则接近1万美元。
特别是最近十几年间，中国发展之迅速在某种意义上大大超出了中国人自己的预期。2005年中国的ＧＤＰ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不到日本的1／2，2010年中国的ＧＤＰ开始超过日本，2014年达到日本的两倍，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2022年可能是三个日本的量。
四十年前中国ＧＤＰ约为美国的2／30，到了2018年则变为2／3。中国与世界霸主美国在经济总量上快速接近，同时中美两国与排位第三及以后的各国日益拉开距离，恐怕这是理解中美关系最近几年进入质变期的基础。
在中国学术界， 部分学者对2／3情有独钟，他们倾向于认为，如果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按市场汇率计算的ＧＤＰ之比达到了3∶2，那么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往往随之发生深刻且朝向冲突对抗的变化。
在二战以来的七十多年间，中国不是第一个达到世界超强国美国ＧＤＰ的2／3的国家。在中国之前，日本和苏联的ＧＤＰ都曾经达到过美国的2／3。然而， 不管是日本还是苏联，当其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2／3的时候，美国对其政策都迅速做出了重大调整。尽管手段各不相同、实施强度各异，但结果便是我们看到的，2018年日本和俄罗斯与美国的经济规模之差今非昔比，日本只占美国的不到1／4，俄罗斯为美国的1／14。这或许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受到全球普遍关注的重要原因。
【二】科技进步影响深远并伴随众多不确定性
技术突飞猛进既是百年变局的基本内容也是导致百年变局的基本推动力量。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
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特别是网络信息等与数字相关的技术发展尤为迅速，从而引起了生产、流通、分配和就业等各领域的连锁反应。制造业的自动化或流水线曾经创造了大量全新的就业岗位（比如工程师），而今天的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在摧毁大量服务业岗位的同时大致不会创造出足够的新岗位。
正是这类全新问题诱使《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作者德隆•阿西莫格鲁等经济学家接连发表多篇相关论文。麦肯锡咨询公司估计，到2030年全球将有8亿个工作岗位被机器人所替代，而从理论上讲，几乎所有的工作岗位都有可能被日趋廉价的人工智能所取代。
和经济全球化以及各国政策比起来，技术进步还被学术界认定为导致各国内部收入差距加大或工薪阶层收入增长停滞的重要原因。按理说伴随技术进步而来的应该是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快速提高，可展现在人们眼前的事实却是恰恰相反。无论是在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还是在主要新兴市场国家， 21世纪以来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一直在下滑，这与庞大的研发投入形成鲜明对照。这一现象已被经济学家们称为“生产率之谜”，并无疑将对全球经济长期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技术飞速变化正在开始改变战争的形式与性质。据《经济学家》报道，随着数字技术在军事领域里的大量使用，与实体战线并行的数字战线被开辟出来，“致命自主武器”（ＬＡＷＳ）的研发与大规模部署，不仅将彻底改变军人在人们心目中的传统形象，而且还会引起一系列的伦理问题：智能战士是否是杀人凶手？
与此同时，所谓“灰色地带”已经成为新一代军事专家热衷讨论的概念，其含义是在实施侵略或胁迫的同时不引致事态升级和规避严重报复，换句话说难以确定真正的责任方，比如网络攻击或宣传颠覆等。
颇值得深思的是，世界快速网络化使国家间权力结构深受影响。
网络世界在推动分散化或分权化的同时，又让美国等网络主导国家拥有巨大的网络权力，并具体表现在对他国的全景监控（ＰＡＮＯＰＴＩＣＯＮＳ）和阻断（ＳＴＲＯＫＥＰＯＩＮＴＳ）优势之上。这种优势不仅具有自我强化性质，而且有可能被网络霸主当作武器加以使用。
【三】民众权利意识普遍觉醒
网络技术发展和普及的一个明显结果，是断崖式地降低了通讯成本、大幅度拓展了传播容量、大大加快了传播速度，从而极大地方便了人们获取信息、接触新观念和相互交流沟通。随着人们对自身权利认知的加深，对如何获取这种权利路径的明晰，随信息技术发展而来的人们权利意识觉醒，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演化的一个重要社会力量。
正是民众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民粹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在一些国家开始形成气候并广泛和深入地浸透到政治与外交实践。在欧洲，人们看到了意大利极右翼势力的不断壮大；
在拉美，人们目睹了巴西版的“特朗普主义者”上台执政。有识之士均对此忧心忡忡。
数字时代的另一个后果是社会的撕裂。网络世界的信息爆炸使得受众在面对海量讯息时无所适从且关注度下降，即出现了所谓的“充裕性悖论”（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ＰＬＥＮＴＹ）。鉴于人们往往更愿意听到或看到自己愿意接受的讯息这一天性，各媒体之间为了争夺关注度而精心编排节目、设计算法，推出各类极有针对性的讯息，以至于来自“好友”的虚假信息看上去更可信。
法国的“黄马甲”群众运动便是社会各阶层各执己见、缺少沟通和相互误解的自然结果。“不希望特朗普总统受到弹劾而更愿看到他进监狱”的美国众议院议长的这番话，足见美国社会极化之严重。
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政党及政治家从反对派到执政者的身份转换，既是全球化负面影响和网络革命所导致的劳动阶层权利意识觉醒的自然后果，也将是加速全球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传播的动力源。在现存全球体系趋于瓦解和替代体系创立之间的过渡期内，是否会出现长时间的空白期，亦取决于这一动力源的强弱。
人类经历过两次网络兴起或革命，一次是15世纪40年代古滕贝格发明活字印刷后思想在欧洲迅速传播，另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和互联网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互联性。在《广场与塔》一书中尼尔•弗格森得出的结论是：特朗普当选、伊斯兰国兴起和2008年金融危机，与法国和美国大革命、宗教改革运动类似，都发生在网络处于上升时期，联成网的世界将陷入无政府动乱状态。
【四】人口结构变化复杂深刻
人口结构可细分为年龄结构和族群结构。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经历着人口老龄化，其中以日本和欧洲为甚。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老龄化进程也已经开启。人口老龄化涉及一系列问题，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政府的宏观政策、一国的储蓄与投资、老龄人口的政治态度与投票参与率等。
与人口老龄化并存的还有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年轻化。在非洲、中东、印度等地，人们看到的都是人口爆炸，其中一些国家25岁以下的人口占其总人口的40％～50％。这种高度年轻化的人口结构很自然地带来了极高的青年失业率，进而对社会稳定和资源需求产生巨大压力。
与人口年龄结构两极化相比，人口的族群或种族结构变化可能对一国社会融合、政治稳定与对外政策具有更直接的影响。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11月发布欧洲穆斯林人口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欧洲穆斯林人口从2010年的1950万上升至2580万，占欧洲总人口4．9％，到2050年在中等移民增长情境下占比将达到11．2％，在高移民增长情境下德国的穆斯林人口占德国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19．7％。
今天美国的新生婴儿一半以上已不再是欧洲裔美国人，2024年20岁以下人口中一半以上将为非白人。特朗普总统上任不久即颁布“限穆令”并坚持在美墨边界“修墙”以阻挡墨西哥人进到美国，也就不难理解了。
人口族群结构变化的一个自然结果在于族群认同的强化。据《民族与民族主义》作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说，族群或民族认同的基本特征或功能之一，在于判定哪些人是无辜者哪些人是罪魁，而罪魁必须为“我们”眼前的苦难负责。“我们”痛苦委屈、充满不安、不知未来方向何在，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造成的，而“他们”就是“非我族类”（ＮＯＴ ＵＳ）者，是那些外来的陌生客，因为“他们”是外人，于是也就成为了“我们”的敌人。那些生活在冲突之中的少数族群团体，通常都会拒绝其他群体的示好或容忍，因为确保某些敌人的存在有时是政治智慧的一部分，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维系群体团结。族群认同或族群对立在一国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极端情形，便是萨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所关注的议题。
【五】二战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在接近十字路口
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或“去美元化”获得新动力，是过去几年最值得关注的现象。
美国产出按汇率计算仅占世界22％，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仅为15％，但美元在全球计价、结算、储备、流动性和融资中所占比率均超过50％。在题为《特朗普政策将颠覆美元地位》的文章中，杰弗里•萨克斯教授指出，美国从美元霸权中获得了巨大好处，包括随美元作为储备货币而来的巨额铸币税、汇率风险规避、低货币金融交易成本、大宗商品定价权、对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元化程度高的国家的政策影响力以及可方便地向世界各国出售银行服务等。
如果说欧元的创立和伴随2008年金融危机而来的人民币国际化提速开启了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漫长进程，那么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美国财政赤字加大、美国利用以美元为核心的ＳＷＩＦＴ结算系统对全球经济金融活动进行监控并且滥施制裁，则增强了许多重要经济体摆脱对美元持续依赖的决心。2018年土耳其开始抛售美元资产。伊朗已经宣布其石油交易的计价预结算不再使用美元并且代之以欧元。俄罗斯在意识到美元已经成为一种有风险的结算工具后，也开始逐步在能源资源贸易中加大使用本币或欧元甚至人民币。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以人民币计价的石油期货交易额稳步增长，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ＣＩＰＳ）二期全面运行。
金砖首脑会议几乎常被提及的一个话题便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结果世人看到了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和新发展银行的创立，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金砖加密货币。英法德联合建立与伊朗维持贸易往来的“变通”支付机制或欧洲版结算体系，即“贸易交换支持工具”（ＩＮＳＴＥＸ），以规避美国对欧洲公司的制裁，更是意味深长。对此，2018年底高盛前董事长、英国前财政大臣吉姆•奥尼尔在题为《特朗普有选择的经济战》一文中警告说：在某个时刻，美元作为全球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可能会受到挑战。
国际货币体系事关重大，其何去何从，不仅影响作为美国霸权根基之一的美元地位，也将影响全球经济的稳定性和长期增长，还会影响诸如加密数字货币（ＬＩＢＲＡ）等由巨型科技公司发行的数字货币的未来命运。
【六】国际多边体系进入瓦解与重构过程
世界处于百年变局还表现为现行国际秩序开始进入一个瓦解与重建期。从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到退出《伊核协议》与《中导条约》，再到扬言退出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和猛烈抨击北约甚至联合国，美国似乎在抛弃自己苦心孤诣建立起来的战后国际秩序。
尽管有人认为美国民主政治体制长期失败所导致的实力衰落、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俄罗斯的复兴乃现存国际秩序垮塌的主因，但占主流地位的国际自由主义者仍以为，现代美国成功故事的关键支柱便是国际同盟体系的建立，今天特朗普正在以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将其摧毁。
尽管有人说特朗普行为非理性，因为从经济学理上讲，打贸易战的后果一定是双输，至少中短期来看是没有赢家的，但特朗普奉行的政策还是有其内在逻辑。四十年来，美国名义人均ＧＤＰ增加了5万多美元，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大规模地参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而支撑这一进程的基础就是美国在二战后精心策划并打造的国际体系。美国放弃使自身获益颇大的国际体系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崛起，已经开始威胁到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国家规模在国际博弈中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大国追求的不仅是经济利益，还有政治权力。政治和经济的一个根本性区别在于，经济是大家寻求互利共赢，政治则是力争与对手差距最大。
与此同时，全球问题不断恶化所凸显的全球治理赤字日益扩大，客观上为国际体系的重建提供了巨大需求。国际自然保护联盟2018年编制的濒临物种红色名录显示，在所统计的10万多种物种中，有2．8万种物种受到生存威胁，占总量的约27％。1970年以来，地球上脊椎动物减少了60％，由于过度捕捞，太平洋仅剩下30％的蓝鳍金枪鱼原始种群。研究表明，目前物种灭绝速度是正常自然速度的100～10000倍。
面对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情境，如果人类拒绝采取集体行动遏止物种快速毁灭，那么人类的生存将因食物链崩溃而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这恐怕就是一些多边体系开始瓦解而另一些全球治理架构的新设想不断涌现的原因。中国正在开启的“一带一路”机制化进程，便可被视为国际秩序建设的一个典型事例。
【七】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制度颓势显露
《人为制造的脆弱性》的作者之一查尔斯•凯罗米里斯指出，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在相当意义上揭示了美国制度僵化和其破坏性的严重程度。在美国，金融危机和信贷稀缺并非随机分布，而是来源于讨价还价博弈。银行体系是政治交易的结果，政治交易下的利益伙伴关系主导着银行业政策制定，决定着从牌照发放和网点设置到信贷分配、从监管模式到银行关系等内容。
《被妥协所拖累的美国》一书作者劳伦斯•莱希格关心的不是做坏事的坏人，而是当今美国一系列制度如何导致腐败并最终给国家带来危害。在他看来，涉及金融、法律、媒体、医疗、科学等领域的制度均受到错误的准则和激励的腐蚀，反过来它们又腐蚀了各类并非总是基于私利的行为体的行为。
在一篇题为“‘婴儿潮’一代是如何摧毁美国的”文章中，作者指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已经成为富人在民主问题上弄虚作假的工具；
美国对正当程序的坚持值得称道，但有人以此为借口阻挠政府执行操作安全规则、追究公司刑事责任、保护弱势群体；
选举改革的本意是要加强民主，实际上却削弱了民主；
精巧的金融和法律工具把经济长期增长和共同繁荣的引擎变成了为数不多的大赢家的赌场；
近年来国会通过的议案几乎都有附加条款；
美国被分割成两个阶层，受保护的阶层拖垮政府、瘫痪政府，不受保护的阶层则被甩得更远；
选举投票率如此之低凸显民众的政治冷漠；
三十多岁的成年人中认为收入超过父母的可能性从四十年前的90％降到了今天的50％。
美国权力结构的家族化程度之高远超人们想象。据英国《经济学家》周刊的数据，美国州长之子成为州长的概率是婴儿潮时期出生的男性的600倍，参议员之子承接父业的概率是普通人的8500倍。
多种迹象显示，美国已经行进在福利国家的道路上，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政府扩大福利支出。如果加上医保中不由政府提供的支出部分，则美国政府总支出便达到ＧＤＰ的48％，与欧洲福利国家的代表瑞典相差无几，因此不少人担心这会永久性地削弱美国的增长能力。虽然本次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保持了连续122个月的增长并打破1991－2001年持续繁荣的纪录，但实际经济增长仅为25％，远低于上一繁荣期的43％。
【八】主要大国之间“规锁”与“反规锁”日趋白热化
权力政治主要指世纪大国之间为打压对手不择手段，甚至不惜牺牲自身利益。当今世界变局的深层次原因归结为一点，就在于中国快速跻身高科技产业。
中美关系至少目前看不是新冷战。冷战期间美国对苏政策的基本特征是遏制或隔离，即尽可能不与苏联及其盟国发生任何经贸和社会往来，最终让苏联因效率低下而自生自灭。美国对华政策自冷战后期以来奉行的是接触政策，其核心是将中国纳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通过让中国承担责任来改变中国。
尽管如今有一部分美国人希望与中国“脱钩”并最终实施遏制政策，然而美国既难以做到完全孤立中国也没有必要这样做。说它难以做到是因为成功隔离中国至少需要世界主要经济体和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采取集体行动，说它没有必要是因为中国对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形成的威胁主要来自高科技赶超而非中低端竞争。美国对华政策的要义在于，既要继续享受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提供的中低端好处，又要规避或阻止中国在高端科技尤其是数字高科技领域的赶超。
美国这一对华策略可以简洁地用一个中文词加以概括：“规锁”（ＣＯＮＦＩＮＥ）。
“规锁”的基本意思有两个：一是用一套新的国际规则来规范或限定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行为；
二是藉此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势予以锁定，使中美在科技层级上维持一个恒定且尽可能大的差距。
美国之所以动不动就援引国内法对付其贸易伙伴，主要原因在于现有多边体制无法按照其意愿实现对中国的制约，这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处2018年3月公布的对华301调查报告，其涉及的所谓技术盗窃、强制技术转移、知识产权保护等焦点问题都和技术有关。
美国以及欧洲和日本联合发表声明为改革ＷＴＯ定调，要求中国增加政府补贴透明度等，其主要意图之一也在于此。正如彭博新闻社网2019年5月26日登载的题为“科技冷战将迫使世界做出选择”的文章所说：数字铁幕将迫使政治领导人就加入中国队还是美国队做出决定。概言之，中美之间的“规锁”与“反规锁”博弈业已成为当代版的修昔底德陷阱，并已经开始对整个世界格局产生影响。
结语
变中蕴含着不变，不变中孕育着变化。随着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人类历史演进的性质便发生了转变。恰如《西方将主宰多久》作者伊恩•莫里斯所说，伟人和愚笨者从来没有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他们所能做的最多是加快或延缓历史进程。但1945年后，政治领导人就变得能够改变历史。过去人类犯错误的结果是导致社会的衰退或崩溃，而现在这些错误将直接导致人类的灭亡。
时至今日，人类处于核武器时代这一现实并未改变。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估计，世界现存核弹头数为15850枚，美国和俄罗斯分别拥有6550和6850枚，其数量足以毁灭人类数十次，这意味着人类仍旧生活在核恐怖的阴影中。也正是核武器的存在，美俄冲突或中美对抗的上限同时被限定了，因为核大国之间的全面冲突无异于人类毁灭。
今天的世界中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另一事实，是各国或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仍然处于历史高位。高相互依存度主要表现在紧密的国际分工与贸易联系之上。据“关于全球化的五个迷思”作者史蒂文•奥尔特曼引证的结论，无论是贸易与资本，还是信息与人员流动，2017年全球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今天的世界已经被全球价值链捆绑在一起。虽然说位居价值链高端的“系统集成商”主要分布在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但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脱钩”成本已经提升到了世界难以承受的水平。各国“得自贸易的收益”减少势必引发国内社会政治的强烈反弹，从而起到抵消“逆全球化”的作用。
整体上看，全球化趋势并未发生反转，而是遇到了暂时挫折。作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全球化并不总是走在平坦笔直、路旁长满鲜花与树木的大道上。全球化征程中一定还会有一些崎岖甚至险峻路段，具体表征之一就是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霸凌主义和保护主义。
一百年后的历史学家在回顾人类目前正在经历的这一段历史变迁的时候，可能性比较大的是把百年变局概括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的复兴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对东方复兴的回应”。中美两个如此规模巨大的国家，其中一个综合实力迅速上升，一个实力依旧超强但显露疲态；
一个努力获取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全球影响力，一个很不情愿与他国分享权力；
一个拥有东方式的古老政治文化传统，一个饱受西方文明和基督教滋养。在它们之间出现各种各样分歧、摩擦，乃至一定程度的冲突，均属正常和自然。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又需要中美这两个世界上体量最大的国家，需要这两个人类事务最大的利益攸关方，携起手来一同承担应对挑战的责任。而做到这一点的基本前提，就在于中美两国依靠智慧与胆识，在斗争中妥善处理其间的误解、矛盾与冲突。
第2篇: 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贡献青年力量
一百年的巨大变化，不仅深刻地解释了时代的命题，而且还满足了年轻读者的需求。这本书将主题，故事情节和细节隐藏在小说中，并以生动的故事和简单的话语打动了读者。本书收录了金灿荣，倪峰，朱峰，沉明慧，杨光斌，三宝，钟飞腾，魏玲，任静静，唐永生等许多专家学者的10部专着，对本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阐释。上个世纪的变化有不同的角度，更好地回答了张云岭先生在序言中提出的几个重要问题：为什么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提到“上个世纪的重大变化”？如何理解“一百年来的巨大变化”的含义？如何从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角度来理解“上个世纪的巨大变化”
这本沉重的书与当前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密切相关，无疑是探索上个世纪巨大变化的好作品。观察上个世纪的巨变，探索上个世纪巨变的主要原因，分析和预测上个世纪巨变的未来趋势，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益和有意义的。提出了观察近百年来巨变的重要研究方法，以及如何对待近百年来的巨变。
《上个世纪的巨大变化：世界与中国》一书教会了我们重要的分析和研究方法。在序言中，张云岭先生告诉我们，要看过去一个世纪的巨大变化，我们应该把握几个基本问题：第一，时间跨度。也就是说，它主要基于上个世纪，即20世纪的1900年至1999年，重点是下个世纪，即2000年至2099年的21世纪。两者紧密相连，上世纪发生的重大事件是新世纪发生巨大变化的基础。
因此，要准确地学习和把握新世纪的重大变化，就必须认真梳理上世纪甚至更早的形势，以便准确把握历史背景，立足于现实，期待未来。第二，核心本质。分析和研究过去一个世纪的巨大变化着眼于“变化”这个词。过去一个世纪的变化已得到解决，重点是2000年至2099年新世纪的巨大变化。新世纪已经过去了近20年。
正是在这短短的20年中发生的事情，有力地表明了新世纪的巨大变化，而“改变什么，如何以及在哪里改变”是研究本世纪巨大变化的核心要素。具体来说，也可以分为世界变化和中国变化。从内涵上说，就是权力和秩序的变化；
从领域来看，它分为政治变革，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客观地分析和研究近百年来的重大变化，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对我们很有帮助。深入探讨促进上个世纪大变革的主要动力，历史的发展有自己的轨迹，这不是人民意志所转移的，而上个世纪的大变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一百年的巨大变化：世界与中国》一书从历史的角度深刻阐述了推动一百年的巨大变化的主要动机。朱峰和周家熙在《历史上一百年的巨大变化及其演变动力》一文中回顾了近代以来的“一百年来的巨大变化”。包括“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欧洲国家的霸权和前五名的崛起，欧洲的力量平衡以及美国和法国的革命，维也纳体系和东亚融入国际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雅尔塔体系，冷战后的多极世界以及其他重大事件和现象，从而深入讨论了促进并促进了上个世纪的重大变化。也就是说，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军事，文化等社会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和发展，包括：一，成果国家类型的变化和大国家的竞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恰恰是因为
第3篇: 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贡献青年力量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文2500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分析大变局的内涵和发展趋势，对于科学把握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基本特征，全面统筹谋划和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乃多对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世界地缘经济与政治重心“东升西降”，“东西矛盾”由过去的“西强东弱、西主东从”转向如今的“东西平视”，这堪称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亚洲地区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持续走强，其人口规模、地理版图、资源潜力均全球领先，中国倡议的“亚洲文明对话”助推东方文明复兴。世界权力重心加速向东方转移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欧洲一体化，冷战结束后一度势如破竹，不可阻挡。但世界经济低迷导致保护主义大行其道，民粹主义声势看涨，“逆全球化”思潮上扬，多种消极因素严重地制约着欧洲统一进程。随着近年来欧盟内外矛盾凸显，英国脱欧即将成为现实，“欧罗巴合众国”前景渺茫。以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为依托的欧美同盟体系，因美欧矛盾与日俱增而变得千疮百孔。美欧联手操纵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组织系统，利用西方主导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左右全球事务的时代，将永不复返。曾经盛极一时的“西方中心论”“美欧主导论”“美国领袖论”已经成为新时代所唾弃的旧思维。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多边舞台的话语权不断提升，亚太国家的区域合作进程和相关机制持续发展，上海合作组织、“金砖五国”、中国与东盟（10+1）以及中国—中东欧（17+1）等区域性、跨区域性合作机制与对话平台持续走强，也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世界经济和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东亚成为大国战略竞争和博弈的焦点。世界经济格局东升西降的态势将持续发展。
从历史纵深看大变局包括的主要内容，大变局的本质，是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回顾总结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大变局的本质是国际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由此引发国际格局大洗牌、国际秩序大调整。百年前的世界大战后，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西方阵营领袖和世界秩序主导者。从一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到二战后雅尔塔体系、冷战后苏联解体，全球秩序历经数次重构，美国逐步实现独霸世界。
大变局的动力，是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从数次工业革命历程看，每次技术变革都带来生产力革命，进而引发整个社会大变革。英国抓住第一次工业革命先机，确立了引领世界发展的生产力优势，这是建立“日不落帝国”的根本推动力。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从英国手中夺得先进生产力主导权，跃升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为确立全球霸权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端于美国，以互联网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引领新经济革命浪潮，美国再次执世界经济之牛耳，综合实力领先世界。
大变局的关键，是制度优势。英国取代西班牙霸权，源于资本主义制度远比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封建制度优越。百年前的大变局，源于美国建立了更为彻底的民主共和制度，创造了显著区别于英国的现代化市场体系、标准化大工业生产体系。“天下之治乱，在万民之忧乐”。先进的制度不仅创造了更多财富，也在提升民众生存权、发展权的进程中，决定了大变局的历史选择和演进方向。
大变局的规律，是长期性渐进式。从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到1815年取得拿破仑战争胜利，英国耗时200余年建立起全球性帝国。美国从1894年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到二战后成为西方阵营霸主，历时50余年。究其原因：同一时期有多个后起大国兴起，彼此为争夺霸权长期争斗；
同时既有大国不甘心失去霸权，从多方面围堵遏制后起大国，延缓自身衰落和他国崛起速度。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仍具有其他国家无法匹敌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但支配和处理全球事务的能力已今不如昔。美国在许多地区制造“颜色革命”，试图用美式价值观改造世界，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它所发动的反恐战争，大都宣告失败或深陷泥潭，其国际地位和作用相对衰落已是大势所趋。2017年，集民粹主义、国家主义、种族主义于一身的特朗普，高举“让美国重新伟大”的旗帜入主白宫，挑战整个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甚至包括其传统盟国。与此同时，美国社会严重撕裂，政治极化有增无减，政府债务已高达22万亿美元。美国与整个世界的关系将更加复杂，其道德形象与道义力量将成强弩之末。由于其“世界领袖”地位摇摇欲坠，困兽犹斗，“无所不用其极”将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主要选项，成为维护其霸权利益的最后手段。美国全面挑战和冲击它参与创建的当前国际秩序和规则体系必将自食其果，人类社会可能进入共同抵抗美式霸凌主义的新时代。
同时，中国深刻改变自己同时也深刻影响世界将成为百年变局中的最大良性变量。中国作为东方醒狮，力量已不可小觑。一战结束以来的百余年间，虽然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战略格局发生几次大的变化，但“西强东弱”的总体态势始终未变。如今，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综合国力显著上升，成为百年变局中的最大变量，这将对西方在国际关系总体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造成重大冲击，并且会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中国通过深化改革并扩大开放，积极倡导和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持之以恒地为国际社会提供新发展观、新利益观、新安全观、新合作观、新秩序观、新责任观、新文明观等公共产品，不但引领周边地区和整个世界实现联动发展与共同进步，而且会显著提升人类文明互通互学互鉴的质量与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成就的示范效应，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独特影响效能叠加，将使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逐步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与此同时，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也将有较大变化，围堵中国并遏制中国崛起的外部压力和各种挑战也会进一步增加。但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走进中国这一良性互动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两个走向”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会不断加强。
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性问题远远超出想象。除贫富两极加速分化、大规模传染病蔓延流行、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而外，网络攻击、核武器扩散、环境恶化以及难以控制的智能制造、生殖技术革命等，都将对人类共同生存造成难以应对的现实威胁。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密切交织，使得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实现封闭式安全与发展。但由于各方利益与责任不尽相同，立场与主张相去甚远，围绕着建立基于新规则的国际新秩序问题，国际社会将陷入长期而尖锐、曲折而复杂的全面争斗状态，其结局尚不得而知。世界形势的不稳定不确定和不可测性，将更加突出。
第4篇: 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贡献青年力量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500论文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事的大变局。深入分析大变局的内涵和发展趋势，对于科学把握过渡时期国际变化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内部环境基本特征， 全面统筹谋谋划和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历史纵深看大变局包括的主要内容
回顾总结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大变局的本质是国际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引发国际格局大洗牌，国际格局大调整 。
百年前的世界大战后，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西方阵营领袖和世界秩序主导者。从一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到二战后雅尔塔体系、冷战后苏联解体，全球秩序历经数次重构，美国逐步实现独霸世界。
大变局的动力，是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从数次工业革命历程看，每次技术变革都带来生产力革命，进而引发整个社会大变革。英国抓住第一次工业革命先机，确立了引领世界发展的生产力优势，这是建立“日不落帝国”的根本推动力。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从英国手中夺得先进生产力主导权，跃升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为确立全球霸权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端于美国，以互联网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引领新经济革命浪潮，美国再次执世界经济之牛耳，综合实力领先世界。
大变局的关键，是制度优势。英国取代西班牙霸权，源于资本主义制度远比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封建制度优越。百年前的大变局，源于美国建立了更为彻底的民主共和制度，创造了显著区别于英国的现代化市场体系、标准化大工业生产体系。“天下之治乱，在万民之忧乐”。先进的制度不仅创造了更多财富，也在提升民众生存权、发展权的进程中，决定了大变局的历史选择和演进方向。
大变局的规律，是长期性渐进式。从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到1815年取得拿破仑战争胜利，英国耗时200余年建立起全球性帝国。美国从1894年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到二战后成为西方阵营霸主，历时50余年。究其原因：同一时期有多个后起大国兴起，彼此为争夺霸权长期争斗；
同时既有大国不甘心失去霸权，从多方面围堵遏制后起大国，延缓自身衰落和他国崛起速度。
从现实发展看大变局呈现的四个“未有”
未有之权力转移方向。自近代以来，世界权力首次开始向非西方世界转移扩散。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权力不再是少数西方国家你输我赢的“换手”，百年来国际主导权“西方化”的历史惯性有望发生改变。
未有之变局要素比拼。多重因素撼动旧局，推动变局。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科技等蓬勃发展，科技改变国运面临关键阶段。互联网、社交媒体进一步成为推动国际变局的加速器，非国家行为体作用上升。更为根本的，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安全威胁多元化等前所未有地同时并存，成为各国道路、制度、理念激烈比拼新的历史背景。
未有之社会主义振兴。过去百年，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之后，资本主义制度横霸世界，甚至出现“历史终结”的谬论。经过长期努力和接力奋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先进性、道路启发性、制度优越性、文化可亲性更加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使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极大改变了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力量对比失衡局面，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全新选择。
未有之人类进步意义。回顾历史，大变局多与血雨腥风相伴，通过惨烈战争，以战后条约体系方式定局，国际秩序的坍塌和建设疾风骤雨、大开大阖。当前大变局总体呈现改良、和平、渐进式：一是不再走大国战争老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力量，通过自身发展、联合自强，实现和平崛起。二是不再以推翻旧秩序为目标。新兴力量积极利用、补充、改革、完善现有国际秩序，拓展自身利益。三是不再是单一国家崛起。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数十亿人口实现跨越式发展。从体量、数量、质量上衡量，当前大变局对人类发展进步影响的深度、广度、力度前所未有，深刻改变世界政治经济版图。
第5篇: 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贡献青年力量
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Understanding the“Great Transformations Once in a Century”
作 者：张宇燕[1]
Zhang Yuyan(不详)
作者机构：[1]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出 版 物：国际经济评论
年 卷 期：2019年 第5期
摘 要：2018年6月习近平主席对当今全球态势做出一个重要判断,即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判断是笔者分析和把握现阶段纷繁复杂世界、顺应时代潮流、利用好发展机遇并成功应对挑战的出发点。对百年变局的理解可以从大国实力对比变化、科技进步影响深远并伴随众多不确定性、民众权利意识普遍觉醒、人口结构改变、国际货币体系演化、多边体系瓦解与重建、美国内部制度颓势显露和中美博弈加剧等八个维度进行。在百年变局背景下,还应特别关注那些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的因素。正是这些“变”与“未变”,构成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国际大环境。
页 码：9-19页
主 题 词：百年变局;实力对比;大国博弈
第6篇: 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贡献青年力量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谈谈外边的感受。就是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会停顿一到两年。长期全球化会受到影响，社会稳定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很多国家因为新冠的影响经济停顿，社会不满就会变得严重。08年的金融危机主要是打击的富人，投资杂了。然而这次影响受损失的就是穷人，额而且穷人又比富人多，于是社会矛盾就会越来愈大，就会出现另外一个后果，社会秩序不稳定。德国柏林，几百名抗议者试图冲进德国联邦议会总部的国会大厦；
英国伦敦，数千抗议者进行反封锁抗议游行；
法国巴黎，数百人参加反对强制戴口罩的抗议活动。另外有地缘政治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总体下降。
在一九九一年以前，我们处在一个事件叫冷战时期。哪个是否国际结构叫两级结构，一个苏联一个美国，那个时候结构还是比较稳的。然而苏联解体后我们就进入到了后冷战时期，后冷战时期的结构就是从两级格局变成了一超多强。到了零八年，美国遇到金融危机，其他大国还是帮美国的。但零八年度过金融危机以后，通过自己印钞票以后，它内部的矛盾没有解决—贫富分化。于是产生了另外一个后果，就是民粹主义起来了。因为美国的基层老百姓，受损以后感到不满，就推出了一个反体制的人—特朗普。
具体是怎么乱的呢？第一个就是经贸领域，保护主义盛行。美国二战以后一直是世界自由贸易的旗手，但是他现在从自由贸易的旗手变成自由贸易的阻碍，天天跟别人打贸易战，。第二个乱象就是思潮，过去四十年，世界上的主导思潮叫做新自由主义；
第二个新自由主义发源地，美国的左右两派已经乱了，左派搞身份政治，右派搞极端政治；
然后各国国内的政治也有问题，主要的表现就是各国内部矛盾非常严重。
最后就是国家政治乱，现在大国关系基本性质变了，变成了竞争为主。
怎么看待当今的乱想呢？西方有三种说法:西方的右派就是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遇到挑战了，西方左派就是资本主义体系出问题了，西方的后现代派说世界由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出问题了。
但是这三种都有缺点，第一就是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第二就是左右色彩太强，不客观。认为提倡最好的就是习总书记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编年变局就是中国外交的出发点，另外就是百年变局就是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把习总书记的外交理念串起来，第一就是百年变局，第二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三是“一带一路”的提倡。我们要一起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怎样构建一带一路倡议。
如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呢？可以用四个“新”概括。第一就是新的国际格局。国际格局就是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尤其是大国间的对比，从西方主导走向了东西方平衡。第二就是新的现代化模式。四个西方模式(荷兰模式，英美模式，德国模式，瑞典模式)以及两个非西方模式(苏联模式和日本模式)，核心就是国家干预市场。第三就是新的工业革命。实质是人类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这个过程叫做工业化。在工业化的进程当中，最伟大的事件就是工业革命。而生产力的进步是其他的基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还是很过硬的道理，而在近代，工业革命推动人类进步。到目前为止，人类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分别是蒸汽机，电气化和计算机。在蒸汽机以前，人类都是以人力为主，但是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按照刘慈欣在《三体》里的说法:宇宙的法则是很残酷的，在宇宙里面，高端文明打地段文明。一八六零年出现了电力，内燃机的出现。到了一九四六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出现了人类第一台二进制计算机。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接着新中国用了70年事件把中国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这是新中国最伟大的成就。我们今天处在计算机革命的网络阶段，而现在又处在网络的最新阶段5G阶段。第四就是新的全球治理。
中国工业化就是当今世界中最伟大，最重要的事实。近代史的本质是工业化，工业化的基础是大机器生产为依托的现代制造业。在工业文明时代，制造业是立国之本，谁能够掌握现代制造业，谁就能把我自己的命运。然后我们的工业化有三个特点，一是工业化的规模特别大，二是提系特别完成，三是学习能力很好。
最后，我相信在未来一段事件，中美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相信不管怎样，中国都可以在大国中快速增长，不久的未来一定会更加辉煌，在国际上的地位也越来越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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