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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的制度和技术内涵
李桂花
普惠金融, 是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金融服务, 并通过金融资源的配置减少贫富差距、创造公平发展的金融理念。当前, 我国大力发展普惠金融, 体现了改革的深化和经济发展理念的转型。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没有独立承担风险的企业主体, 只有计划体制下的生产单位;同时, 也没有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机构, 只有国家货币发行单位和资金管理单位。那时的经济发展模式公有制+计划, 既没有贫富差距, 也没有个性活力。改革开放以后, 逐步放开了对商品经营的授权和范围, 除了重大行业, 每个个体可以依法自主创办企业, 获得利润、社会价值, 同时承担相应的市场风险。在这个过程中, 社会商品丰富了、活力增强了, 最重要的是经济理性提升了, 中国人不再是只依赖政府的一个个微型“单位”, 而是逐渐在成为有理性、为自己利益最大化独立思考的“经济人”和企业公民。于是, 有了二十几年的高速增长, 有了中国经济奇迹, 为世界经济发展史提供了一个创新的典型案例。
但同时, 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 比如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扩大等等。而且,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这些矛盾不断暴露。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面对、必须做出抉择的路口。如果继续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 环境的承受力和社会的稳定性都将遭受挑战;然而, 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则面临着经济崩盘的危险。虽然长期来看必须转型, 但是如果处理不好转型的步骤和方式, 有可能导致金融海啸, 使得多年的改革成果被冲垮;但是, 转型越晚, 灾难则会越大。在这个过程中, 金融行业是转型的关键。一方面, 作为改革滞后的部门, 有潜力;另一方面, 作为现在经济的枢纽, 可以引导资源的配置。
普惠金融的实质是经济发展理念的转型 国有商业银行为首的大金融机构, 在发展普惠金融时, 服务对象从原来的以国企为主变成全社会的视野。这体现了金融发展理念的变化, 金融不再只是实现经济功能, 而是带有“公平”的义务。这同前些年我们国家提出的“包容性增长”、关注弱势群体、和谐社会等理念是一致的。说明了经济发展理念正在从以GDP 为代表的物质财富追求向社会公平、和谐发展转化。金融是经济的缩影, 也是经济的核心。我国当前的经济困难、环境危机都不是必然的, 根源在于经济发展模式。粗放型的发展、以利润为目的的发展, 导致了物质利益获得极大丰富的同时, 资源遭到极大破坏;个性活力得到激发的同时, 由于缺失了信用基础, 导致贫富二元、城乡二元的局面。其实,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的, 经济发展的真正目的是自由, 而自由的基础是生存条件的平等。也就是说, 经济发展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不能以手段颠覆目的。否则, 高效率的经济发展, 却可能导致幸福指数的下降。这种付出是一种悲哀。经济发展转型提出以来, 中央已经做了大量的制度安排, 但由于转型是一
个系统性工程, 风险很大, 步履维艰。近几年普惠金融的提出和深入, 是对经济转型的一个关键性的举措。
普惠金融的进度取决于金融监管的水平 金融领域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个行业不但有高门槛, 而且要保持一定程度的垄断, 否则容易出现金融风险。然而, 开放或者垄断的度, 是一个难题。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必然不可能实现完全的自由竞争。垄断容易造成效率低下和朝南坐的现象。比如, 早些年银行靠存贷差为主要利润来源, 没有为客户主动服务的积极性。在增加了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竞争、放开利率限制、增加金融机构之后, 银行间竞争加大了, 一些金融风险也增加了, 出现了一些银行为了追求利润冒进的情况, 以及互联网金融中的一些乱象。但没有适度的对民营资本、对外部竞争的开放, 又容易一潭死水。因此, 可以分领域、有针对性的开放。
比如, 一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或者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 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 本身就不具备经济性。因为银行 80%的利润来源于 20%的高端客户。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既不能靠大金融机构解决, 又不能依靠不规范的那些地下金融机构解决。可行的办法是政府搭建信用平台、加强对草根金融的监管, 从而将“地下”的金融服务规范化、地面化, 在适度开放过程中, 提升普惠金融的内涵。这是对监管理念的一个重大突破。如果没有普惠金融的意识, 很容易为监管而监管, 为了追求监管的效率而损失中小企业的机会。然而, 如果要追求普惠, 则必须容纳一定的混沌状态和金融风险, 在提升金融监管水平过程中实现动态的、灵活的服务。
普惠金融以金融科技支撑 大家普遍意识到, 普惠金融需以金融科技为支撑。比如, 以前面谈到的中小企业融资难为例。交易银行业务的创新正在突破这个瓶颈。
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互联网平台的便利、普惠金融理念的提出, 一些股份制银行正在从单纯追逐投行业务的利润转向交易银行业务的拓展。交易银行与投行相比, 服务的企业不再只是大型企业, 从事的业务也更贴近企业的日常结算和贸易融资。这是普惠金融的精髓, 即金融机构自愿地转型、回归金融服务企业本身的定位。
这一切, 并不是商业银行的道德增加了, 而是金融科技的发展、线上平台的手段, 降低了银行的成本, 并可以实现随时的风险控制。在成本、风险都降低, 而竞争压力又大的前提下, 银行开拓出了交易银行这个业务。在拓展自己利润空间过程中, 无形中服务了中小企业的融资。
商业伦理是基本保证
一个美好的政策, 若没有商业伦理为基础, 往往会被钻空子甚至成为一个灾难。美国的次贷危机, 就源自于一个美好的梦想。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美国政府想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于是提出了“居者有其屋”的理念并制定了政策。于是, 银行放低对穷人的信用限制, 使得他们可以在没有抵押的状态下得到贷款。其后房地产价格的增长, 又带来了贷款购买的房产的增值。因此, 以市场价计算的穷人的资产增加了, 信用额度也提升了。从账面看, 不但能还清贷款还能有盈余。如果房地产价格一直涨下去, 这个循环就不会破灭, 于是, 相关利益者的经济利益都改善了。但是, 社会的实际财富并没有增加, 一旦泡沫破灭, 银行就要遭受巨大的损失。事实也是如此。最经典的描绘了次贷危机因果、始末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的著作《非理性繁荣》。该著作深刻描述了由于缺乏商业伦理, 一些金融机构和投资者, 包括个体金融消费者们如何共同制作了“非理性繁荣”, 演化出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庞氏骗局”。
因此, 在中央号召普惠金融、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之际, 最迫切的是商业伦理的重建。这方面的很多功夫是艰难的、看不见短期效益的, 但是, 它决定了美好理念、技术手段的方向, 决定着经济发展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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