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家故事及人物事迹（14篇）【精选推荐】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科学家故事及人物事迹（14篇）【精选推荐】,供大家参考。

他们是中国的科学家，他们突破无数科研难题，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做出了许多具有里程碑式的贡献。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中国科学家的故事及人物事迹，欢迎大家阅读转发!

钱学森的一生，可谓是历经风雨。他出生于中国内忧外患、被人宰割的时代。他然后是中国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先生的爱婿。钱学森为了挽救危亡中的祖国，他先是赴美留学’求取知识，等到归国的时候，却被美国强行扣留。兜兜转转数年，他最后回到祖国的怀抱，投身于祖国建设，在二战中立下赫赫功勋，也为中国导弹、航空科学的发展立下不小的功劳。

再见了，我亲爱的祖国

晚清的中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最为黑暗的时代，当时列强瓜分中国，中国迈上了屈辱的路程。个性是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时期，庚子之难就在这个时候爆发，这场战役让那些不平等条约再次落在中国人民的肩上，加重了中国人的负担，使中国完全的陷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在武昌发动了灭亡清政府的武装起义，从此拉开了中国民族革命的序幕，建立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钱学森就在武昌起义的两个月后出生，出生地是在上海。

彼时的`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中。中国大地烽火四起，然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内部军阀混战，百姓困苦，民不聊生。钱学森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完了他的童年。幼年时期的钱学森就意识到中国积贫积弱的现象，他立下壮志要改变中国的现状，走出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星光大道。

1923年9月，钱学森12岁，他进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六年后考取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34年，钱学森取得清华大学第二届赴美公费留学生的资格。1935年8月，然后钱学森乘坐上海一艘美国邮政船，离开了动荡不安的祖国，望着白浪翻滚的黄浦江面，钱学森思绪如潮，他在心中默默地对自己说道:“再见了，我亲爱的祖国’你此刻是豺狼当道，我要到大洋的彼岸，学习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让你早日在东方复兴!”

同年九月，钱学森到了美国，顺利进人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

今天，我在《科学》里偶然看到了钱学森的故事，才知道他不但是个火箭专家，还非常爱国呢！

他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为了更好地报效祖国，又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行深造学习，并于1936年转入加州理工学院继续学习，后来又拜著名的航空科学家冯·卡门为师，学习航空工程理论。钱学森学习十分努力，三年后便获得了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很想回国报效祖国，可是美国不准他回国，美国的海军次长金布斯说钱学森相当于五个师的兵力，就是枪毙了也不能让他回到中国去。但是后来，钱学森历经千心万苦，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并为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发做出了巨大的贡现。

看了这篇故事，我不禁想起了许多像钱学森一样热爱祖国的人，他们有的把自己的钱捐给国家搞建设，有的用自己的知识为国家谋发展，有的甚至为了国家的利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马上快到国庆六十周年了，我不由的问自己，我们又该如何的热爱自己祖国呢？我想作为一个学生，我们首先要学好课本，打好基础，将来才能跟好的报效祖国。

当我们遇到困难时，让我们想想像钱学森那样热爱祖国的人们吧，还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呢？

1947年，刚刚36岁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聘为终身教授。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它预示着钱学森的优厚待遇和远大前程。

美国为什么如此器重钱学森呢?因为他是美国研究航空科学最高专家冯·卡门的优秀学生，是美国最早研究火箭组织——加州理工学院火箭研究小组的5成员之一。

在冯·卡门的指导下，火箭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钱学森显露出卓越的才能。一项在航空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航空科学公式：即著名的“卡门——钱公式”诞生了。这是由冯·卡门提出命题，钱学森做出结果，至今仍在航空技术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一项公式。

然而，当钱学森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这个每时每刻都在想念祖国的科学家，顿时沉浸在极大的喜悦之中。钱学森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0多年，又被誉为是“在美国处于领导地位的第一位火箭专家”，金钱、地位、声誉都有了。可他想：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我可以放弃在美国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我应该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他还对中国留学生说：“祖国已经解放了，国家急需建设人才，我们要赶快把学到的知识用到祖国的建设中去。”

钱学森准备返回中国的决定，引起美国有关方面的恐慌。他们认为：钱学森的专业技术如果带回去，中国的科学技术将高速度前进。美国海军的一位领导人曾对美国负责出境的官员说：“我宁可把钱学森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钱学森至少值5个师的兵力”。

钱学森的回国计划受到严重的阻挠。美国官方“文件”通知他，不准离开美国。本来，他的行李已经装上了驳船，准备由水路运回祖国。可美国海关硬说他准备带回国的书籍和笔记本中藏有重要机密，诬蔑钱学森是”间谍”。其实，这些书籍和笔记本，一部分是公开的教科书，其余都是钱学森自己的学术研究记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几天之后，钱学森突然被逮捕，关押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受到无休止的折磨。看守人员每天晚上隔10分钟进室内开一次电灯，使他根本无法入睡。钱学森的遭遇，引起加州理工学院中坚持正义的同事和学生的同情，在他们和其他正直人士的强烈抗议下，美国特务机关被迫释放了他。可对钱学森的迫害并没有停止，他们限制他的行动，监视和检查他的信件、电话等。尽管有种种限制，但钱学森没有屈服。他不断地提出严正要求：坚决离开美国，回中国去!

在争取回国的日子里，钱学森更加关心祖国的建设事业，经常从《华侨日报》等报刊上了解新中国的情况，和中国科学家、留学生讨论建设祖国的有关问题。为了能够迅速地回国，他租房子只签订短时间的合同。家里准备了3只轻便的小箱子，天天准备随时可以搭飞机回中国。

5年过去了。钱学森争取回国的斗争得到世界各国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支持，更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极大关怀。周恩来总理曾亲自了解他的情况，并指示参加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的中国代表，在会谈中提出钱学森博士归国问题。

1955年8月，这场外交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美国政府被迫同意钱学森返回中国。

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清晨，钱学森就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天安门广场。他激动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我终于回来了!”

冲破重重阻拦而回国的钱学森，一头扎在了军事科学的研究中。他倾其所学，又紧密关注国外的科学动态，不断推出科研新成果，为祖国的国防事业竭思尽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导弹之父”，国务院授予他为“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在美国定居，且能聘为终身教授，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幻想。可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钱学森放弃了这一切。在经济大潮如洪水猛兽般地冲击社会的今天，钱学森的爱国言行，无疑地凝聚着中华民族之魂，显示了爱国对志士仁人的撼动力。

邓稼先于1924年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他在北平读的小学和中学，1945年自昆明西南联大毕业。1948年到1950年在美国普渡大学读理论物理，获得博士学位后立即乘船回国，1950年10月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958年８月奉命带领几十个大学毕业生开始研究原子弹制造的理论。

这以后的28年间，邓稼先始终站在中国原子武器设计制造和研究的第一线，领导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华民族国防自卫武器引导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7年6月17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这些日子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的重要日子，是中华民族完全摆脱任人宰割时代的新生日子！

1967年以后邓稼先继续他的工作，至死不懈，对国防武器作出了许多新的巨大贡献。

1985年8月邓稼先做了切除直肠癌的手术。次年３月又做了第二次手术。在这期间他和子敏联合署名写了一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1986年5月邓稼先做了第三次手术，7月29日因全身大出血而逝世。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好准确地描述了他的一生。

邓稼先是中华民族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张爱萍将军称他为“‘两弹’元勋”，他是当之无愧的。

邓稼先与奥本海默

抗战开始前的1936年到1937年，稼先和我在北平崇德中学同学一年；
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我们又是同学；
后来他在美国留学的两年期间我们曾同住一室。50年的友谊，亲如兄弟。

1949年到1966年我在普林期顿高等学校研究所工作，前后17年的时间里，所长都是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当时，他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他曾成功地领导了战时美国的原子弹制造工作。高等学术研究所是一个很小的研究所，包括奥本海默在内，物理教授最多的时候只有5个人，所以他和我很熟识。

奥本海默和邓稼先分别是美国和中国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各是两国的功臣，可是他们的性格和为人却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是他们走向了两个相反的极端。

奥本海默是一个拔尖的人物，锋芒毕露。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在德国哥廷根镇做波恩的研究生。波恩在他晚年所写的自传中说，研究生奥本海默常常在别人做学术报告时（包括波恩做学术报告时），打断报告，走上讲台拿起粉笔：“这可以用下面的办法做得更好……”我认识奥本海默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已经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了，打断别人的报告，使演讲者难堪的事仍然不时出现，不过比起以前要较少出现一些。佩服他、仰慕他的人很多，不喜欢他的也不少。

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

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

邓稼先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党员。

“我不能走”

青海、新疆，神秘的古罗布泊，马革裹尸的战场。不知道稼先有没有想起我们在昆明时一起背诵的《吊古战场文》：

浩浩乎！平沙无垠，敻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

也不知道稼先在蓬断草枯的沙漠中埋葬同事、埋葬下属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
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
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又要有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戈壁滩上常常风沙呼啸，气温往往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核武器试验时大大小小突发的问题层出不穷。稼先虽有“福将”之称，意外总是不能完全避免的。1982年，他做了核武器研究院院长以后，一次井下突然有一个信号测不到了，大家十分焦虑，人们劝他回去，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不能走。”

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摄制《邓稼先传》，我要向他建议采用五四时代的一首歌作为背景音乐，那是我几时从父亲口中尝到的：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

要将只手撑天空

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

古今多少奇丈夫

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我父亲诞生于1896年，那是中华民族陷于任人宰割的时代。他一生都喜欢这首歌曲。

永恒的骄傲

稼先逝世以后，在我写给他夫人许鹿希的电报与书信中有下面几段话：

——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想起了他和我半个世纪的友情。我知道我将永远珍惜这些记忆。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里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

——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有意识地前进的。没有彷徨，没有矛盾。

——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人生的话，他仍会走他已经走过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选择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当为稼先庆幸！

两弹”元勋——邓稼先

1958年8月的一天，一个年轻人走进了时任我国核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办公室。钱三强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国要放一个‘大炮仗’，要调你去参加这项工作，你看怎么样？”

这个大炮仗，指的是原子弹。而这个青年是邓稼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枪声响起。22天后，北平沦陷了。占领北平的日军强迫市民游行，庆祝他们所谓的“胜利”。

邓稼先无法忍受这种屈辱，时年13岁的他当众把一面日本国旗撕得粉碎，并扔在地上踩了几脚。这件事发生后，邓以蛰的一个好友劝他说，此事早晚会被人告发，你还是尽早让孩子离开北平吧。无奈之下，邓以蛰让邓稼先的大姐带着他南下昆明，那里有南迁的清华和北大教授，还有众多的老朋友。临走前，父亲对他说“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学文，科学对国家有用。”其实邓以蛰并不是什么科学救国论者，他只是凭自己的经验寄希望于邓稼先，但这句话在邓稼先的脑海里却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1941年秋天，邓稼先考上了西南联大物理系。西南联大是原来的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在南迁后合并的一所学校。合并后的西南联大物理系汇集了当时国内众多知名专家和学者，例如测得普克朗常数的叶企荪、对证实康普顿效应有贡献的吴有训、对证实正电子存在有过帮助的赵忠尧等等。这里的名师严教让好学的邓稼先如鱼得水，他读书的劲头比中学时期更胜一筹，各个科目均成绩优异。

1946年的夏天，毕业后的邓稼先受聘担任北大物理系助教，回到阔别了六年的北平。这期间他一面当助教，一面积极准备留学美国的考试，并在1947年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到美国普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48年秋天，邓稼先从上海启航，向大洋彼岸驶去。临行前，他的一位好友对他说“中国天快要亮了”，邓稼先听了笑了笑，说了这样一句话--“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我学成后一定回来。”

邓稼先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九天就回到了祖国，实现了他离开中国时的诺言--“我学成，一定回来！”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按照邓稼先他们的设计，顺利地在沙漠腹地炸响。这一天被历史铭记。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又在罗布泊上空爆响。从原子弹到氢弹，法国用了8年、美国用了7年、前苏联用了4年，中国仅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邓稼先曾说过：“在我们这里没有小问题，任何一件小事都是大事。小问题解决不好就会酿成大祸。”

1979年某一天，在某试验基地，新型核弹实验开始--飞机携带核弹直飞爆心。时间分秒过去了，核弹却没有爆炸，很多人都惊住啦。在场的技术人员正想询问邓稼先时，却意外地发现“老邓”在往试验场跑去。

作为物理学家，他不是不知道辐射核心区有多危险，但是为了弄清楚原因，为了人民的安全和国家的荣耀，他头也没回，现场没有人能拉住他。摔碎的弹片散落在荒垣上，当值的防化兵没有找到核心部件，他先找到了。在捧起碎弹体的那一刹那，生命的倒计时也启动了，他已经受过多次辐射伤害，但这一次是致命的。邓稼先被送进医院，检查结果显示白血球内染色体呈粉末状，尿液有极强的放射性。医院的医生不解地问，“这是吃了什么毒药了？毒性这么大，身体竟被破坏到这样？”邓稼先什么都没有说，短暂的休息后又回到了戈壁滩。

1984年，距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整整20年，邓稼先指挥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核试验，这次试验的成功将标志着中国第二代核武的重大突破，然而这时邓稼先的身体已被癌细胞严重侵蚀，没有人知道。1985年邓稼先回到了北京，他回到了妻子的身边，这时，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他进了医院，再也没能走出来。他住了363天，动了3次手术。363天里，他一直疼痛不止，止痛针从每天一针发展到一小时一针，全身大面积溶血性出血。可就是这样，在生命最后时光，占据邓稼先脑海全部的仍然是中国的核事业。他着重思考的是如何和平利用原子能，但他已无法亲自实现了。邓稼先坐在能减缓压力的橡皮圈上写他一生的积攒，写他最后的思考。邓稼先敏锐的眼光使中国的核武器发展继续快步推进了十年，终于赶在全面禁止核试验之前，达到了实验室模拟水平。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走完了他62年的生命旅程。十年后同一个日子，中国在成功地进行了最后一次地下核试验之后，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将暂停核试验。

迎来这一天，我们要永远记住邓稼先。是他让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如一把利剑，啸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强音！是他，把生命放在危险之间，把国家领向安全地带。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终于实现了亩产900公斤的目标。而在试验田收割以后，种粮大户王化永告诉他第5号田599.1平米合0.897亩，毛重1172.5公斤，合1307公斤每亩。并要按通行的“七五折”来计算他的每亩净产量时，袁隆平谦虚的说，我们不按七五折，我们按七二折算吧好不好？就这样稻谷收获后经烘干、除杂后，按标准水分加权平均，七二折合每亩片平均亩产926.6公斤。

田里增产几公斤水稻也许算不上什么大事，但对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来说可就意义非凡了。当年把杂交水稻的亩产量从600公斤提高到700公斤，袁隆平用去了4年时间。从700公斤攀上了800公斤，又耗去了4年心血。而现在从800公斤实现了亩产900公斤的目标，袁隆平整整摸爬滚打了7个年头。可想而知，在这期间，每增加一公斤的产量都要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付出数不清的心血。如果在这次验收中，袁隆平只要稍微做点手脚，甚至只需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的1000公斤目标可能就会在现在同步实现了。然非但如此，袁隆平不仅在全程远离验收的专家组，更主动要求验收专家组放弃通行的“七五折”，而用“七二折”的净出率。这样一改变，袁隆平的成绩也超过了900公斤，但总成绩却也“打折”了。

我们中国人素来就有“好事可大不可小，坏事可小不可大”的“传统”。对于一个人的成绩，不但能“可大”，甚至还能“拔高”和“塑造”，就是“注点水”人们也能理解。因此不少英雄模范人物出现之初少有非议，而一经历史检验便难掩瑕疵。特别是如今所谓的这奖那杯更是非议重重，其主要原因就是成绩的内容并不是那么实在。按照袁隆平的声望和其贡献。别说成绩要“打折”，就是按照“毛重”1305公斤计入袁隆平的成绩单，甚至国家就按照这样一个成绩单奖励他，估计老百姓也很少有怨言。因为按照袁隆平的贡献，他现在早已远远超出国家的奖励界限了。

也正是袁隆平的这种对自己成绩的“打折”，也才酿造出中国科学界独具性格而又耀耀生辉的袁隆平。袁隆平是中国的科学家，按他对社会的贡献和他得到的奖励足够他有晚年享受不尽的奢华，更用不着在奔波于田间地头，但是我们看到虽然已经80出头的袁隆平仍然额也不停留的忙碌在稻田里，对奢华的生活更不屑一顾。他是中国最有钱的农民，但他也可能是世界上工作在最艰苦环境中的一流科学家。而袁隆平却说，要那么多钱做什么，那是个大包袱，背来背去。我觉得这种生活很好，搞豪华车有什么意思，穿着豪华的衣服还有什么鳄鱼的皮带，两千多块钱我从来没有，送给我，我不要。

事实上正是袁隆平的超然和洒脱，把一切看得都很淡然，才使他对成绩和荣誉有着非同一般的理解。人们常说，什么都能忽悠，人的肚子不能忽悠，吃不饱就要挨饿。水稻每亩达到900公斤，就能解决全球5000万人的吃饭问题，如果这个增产不是实打实的，就有可能还有几千万人挨饿。而袁隆平把这个成绩“打折”，就意味着夯实了这个成绩单，也就意味着不仅能保证5000万人的吃饭问题不会“打折”，更能够绰绰有余。他不仅对自己要求这样严格，同时也对自己所带的研究生、博士生也有“特殊要求”：“你要把名利丢开一点，不怕困难，努力钻研”。甚至提出：我培养研究生、博士生第一个条件你要下田，你怕下田，怕吃苦的，我就不接收你，我说电脑很重要，书本知识也很重要，都是基础，但是电脑里面，书本里面种不出水稻出来的。这样一种认真求实的精神，足该成为中国科学家的“座右铭”。

袁隆平一生扎根在稻田之间，实现了千百年来人民心中最朴素的愿望，攻克了曾经绊倒半个地球的难题，让上亿人口摆脱饥饿。袁老如同夜空中最闪亮的那颗星，照亮了后来者继续前行的路，他给世人留下的不仅是丰富的食粮，还有无尽的精神财富。

我们纪念袁隆平，是缅怀他仰望星空的精神。袁老的两个梦想耳熟能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梦想试验田的水稻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那么大；
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保障国家和世界的粮食安全。

耄耋之年，袁隆平又提出研发“海水稻”的宏大构想。袁老说，“海水稻”研发成功以后，在我国内陆和咸水湖周边进行产业化推广潜力巨大，如果可以推广两亿亩，亩产200-300公斤计算，可增产粮食500亿公斤，多养活约两亿人！

梦想总是属于敢想敢为的先行者——2020年，袁隆平团队在十地启动“海水稻”万亩种植示范，10万亩“海水稻”平均亩产稳定超过400公斤。中国人再次牢牢端稳了饭碗！

我们纪念袁隆平，是缅怀他脚踏实地的品格。袁隆平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长期奋战在农业第一线，把自己在一生浸润在稻田里。他坚信：“电脑里长不出水稻，书本里也长不出水稻，要种出好水稻必须得下田。”他立下收徒“土味门规”——“你下不下田?你不下田我就不带！”

与大地贴得更近，看天空才会更远。袁隆平曾说：“我会鼓起勇气继续干下去，从‘90后’一直搞到‘百零后’”。隐没于乡间水田的袁老，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为“禾下乘凉梦”和“覆盖全球梦”奔忙，还在努力带给中国和世界惊喜。多一些脚踏实地的科学家，多一些锲而不舍的追梦者，中国的广袤大地上，就会孕育出更多希望。

我们纪念袁隆平，是对英雄的呼唤和尊重。国士无双，袁隆平是一位真正的国民英雄，在他的心里，国家利益重，科学事业重，名利却最轻。“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中国特等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世人也给了袁隆平的荣誉和礼赞。

时代需要榜样，时代呼唤英雄。英雄人物用自己的行动，引领时代的方向，他们的精神影响着后来人，是为祖国乃至全人类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他们展现出的精神是一个时代的音。我们看到，在物质条件越来越丰富的今天，人们也越来越注重精神的追求和内心的富足。全社会对抗疫英雄的爱戴，对航空专家的敬仰，从国家层面对袁隆平、钟南山一个个国民英雄的崇高礼遇，也在向社会昭示：人生价值的实现，靠的是坚定正确的人生方向和艰苦奋斗的作风精神。

我们纪念袁隆平，也是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一次反思。你我都是芸芸众生中一个渺小的存在，我们大多不会成为袁隆平那样的国民英雄，甚至我们也成不了整天操心经济走势的商业大佬，也不是时时关心国家大事的政界领导，但我们每个奋斗的个体，都可以成为自己的英雄。我们可以像袁隆平那样，做一个对自己有要求，坚定目标就能够坚持下去的人。那么我们便是自己的英雄——愿你我既能做那个为英雄鼓掌的人，也能成为那个被鼓掌的人。

最后借用钟南山团队的悼文，向袁老致敬，也向每一个坚持梦想的人致敬：感念我们在这个时空相遇的每分每秒，我们的星空因为有了每个不同的你而璀璨。

钱学森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他发明了两弹一星，于1911年出生，2009年逝世。

他在出国以前读过铁道部交通大学上海学校机械工程学院铁道工程系，然后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最后考取清华大学庚款留美学生。

他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的学习成绩非常优异，成为世界著名的大科学家冯·卡门最重视的学生，1947年，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当新中国诞生以后，钱学森便和妻子商量提前回国，他们准备回国时，被美国官员拦住，将其扣留，当时的美国官员次长丹尼。金布尓称道：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顶的上五个师的兵力。他不仅受到了美国政府的迫害，还失去了宝贵的自由。

当中国知道了钱学森被美国政府迫害，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这种处境十分关心，周总理对此事则更加着急。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让钱学森在报纸上看到了父亲的好友陈叔通，陈叔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决定给陈叔通写信求救。陈叔通收到信后，就以这封信作为证据，证明钱学森想回国。

中国代表秘书王炳南于1954年6月5日与美国代表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谈判。美国向中方提供了一份被中国拘留一些美方军事人员名单，为了表示中国的诚意，中方也释放了美国4名飞行员，但美国还是无理拒绝，因为中方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所以在1955年的时候，经过周恩来与美国谈判的不懈努力后，钱学森终于收到了美国允许回国的通知，他回国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带着自己的妻子蒋英和一儿一女，登上了“克里夫总统号”轮船，离开了美国，踏上了回国的路。

钱学森是我国杰出的人民科学家。1911年，他出生于上海，这象征着我们中国的航空、火箭、导弹事业将得到改善。毛泽东曾对钱学森说过一句话：“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1935年，钱学森留学于美国，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博士学位。他在火箭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聘为终身教授。在美国，金钱、地位、名誉，他都有了。

一听到中国成立了的消息，钱学森便立即决定回国工作。他说：“我是中国人，我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我应该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950年9月，美国移民局发给了钱学森一个通知：不准回国！他被退掉机票。美国海关硬说他是间谍，他们把他关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看守人员隔十分钟就来开一次灯。半个月后，他的体重就下降了十几斤。

后来，经过美国人的帮助，美国移民局把他释放出来了，但并没有停止对他的迫害。他的行为受到限制，信件受到检查，电话受到监听。

经过五年的迫害与挫折，钱学森终于回到了祖国。他望着天安门城楼，他激动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的，我现在终于回来了！”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制之父”和“火箭之王”，由于钱学森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

钱学森的回国路那是十分砍坷，他知道祖国遇难后，准备回中国，而这个决定引起美国有关方面的恐慌。他们认为：钱学森的专业技术如果带回去，中国的科学技术将高速度前进。钱学森的回国计划受到严重的阻挠。美国官方“文件”通知他，不准他离开美国。本来，他的行李已经装上了驳船，准备由水路运回祖国。可美国海关硬说他准备带回国的书籍和笔记本中藏有重要机密，诬蔑钱学森是“间谍”。其实，这些书籍和笔记本，一部分是公开的教科书，其余都是钱学森自己的学术研究记录。看到这里我不由得为钱学森感到不公平，但噩梦并没有结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几天之后，钱学森突然被逮捕，关押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受到无休止的折磨。看守人员每天晚上隔10分钟进室内开一次电灯，使他根本无法入睡。后来还好有周恩来总理，钱学森才回到了祖国。

后来钱学森潜心研究导弹技术，终于使中国的导弹技术直线升高。同学们，听了我的介绍你们对钱学森的了解是不是多一些了呢，如果还想在了解不妨上网看一看哦！

郭永怀是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和钱学森、周培源、钱伟长等一道，规划了我国高等学校力学专业的设置。他和力学家们运筹帷幄，认真研究了近代力学的发展方向，制定了学科的近期发展规划和远期奋斗目标，使我国力学学科的面貌大为改观，特别是近代力学科学一起步就有很高的基准，只短短的几年功夫，在某些方面就已接近于世界先进水平。

辛勤培养科技人才

早在回国以前，郭永怀就同谈镐生探讨过回国后如何培养力学人才的问题。回国后，他始终把培养科技人才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1956年，我国恢复建立研究生制度。郭永怀积极筹划力学所的研究生培养。在第一批招生中，他一人就带了5名研究生，以后又亲自带过几批。他主张：培养人才要“言教、身教，以身教为主”。在教学和科研中，他自己做表率，经常同年轻人一道解决一个个具体的技术问题。在培养研究生和助手时，他注重使他们在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两个方面都得到提高。他对年轻人的指导和帮助是启发式的、循序渐进的，重点强调掌握科研方法，提高科研本领，而不仅仅是解决某些具体问题。在他的培养下，研究生中有不少已成为所级学术领导人或博士研究生的导师。

1957年，郭永怀和钱伟长组织并领导了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他除负责研究班的日常组织工作外，还亲自执教，讲授流体力学概论。开课前，他把辅导教员找来，亲自带领他们到有关高等院校的实验室参观，对一些关键问题给予一些启示，再让他们为课程安排一个实验计划，使这门课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临毕业前，郭永怀亲自指导安排学员们的毕业论文题目，并设法每周都同辅导教员和学员碰头，了解进展情况，帮助解决问题。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前后共办了三届，毕业生达290多名。现在这些学员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各个部门，特别是在国防科研单位和重点院校的力学系或力学专业教研室，他们起着顶梁柱的作用。

郭永怀在培养人才方面不遗余力。1958年，他兼任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和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授，讲授高速边界层。执教中，每堂课都凝结了他的心血。他评论和分析学者们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使初入门的研究人员都深受启发，甚至终生受用。在讲到求解各种形式的N—S方程时，他总是眉飞色舞，侃侃而谈，指出采用什么样的变换有希望获得成功，走哪一条路是徒劳的`，会遇到什么问题，症结何在。凡听过他课的人都感到回味无穷。陆士嘉也常常赶来听郭永怀的讲课。她当时曾评价说：“只有他能讲得这样传神。”

郭永怀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他将自己比作一颗石子，甘愿为青年人的成长铺路。他深感大批培养优秀人才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培养学术接班人这一艰巨任务在他的工作安排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一言一行都体现了这一点。1961年，他曾写道：“当前的打算是早日培养一批骨干力量，慢慢形成一支专业队伍。”随后他欣慰地说：“由于几年的工作，已经见到效果。”

献身我国的核武器事业

1960年5月，郭永怀被调到核武器研究院(九院)，并兼任该院副院长。他在处理好力学所日常工作的同时，把大量精力花费在研制核武器这项对我国政治、国防和科技发展有重大意义的事业中。在原子弹研制初期，郭永怀主要负责力学方面的领导工作。

在原子弹理论探索阶段，郭永怀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作出了重大贡献。例如，当时在第一颗原子弹采取什么样的引爆方式上存在不同意见，郭永怀通过比较两者的优劣，大力支持“争取高的，准备低的”的方针，即以较高级的“内爆法”作为主攻方向。又如，在炸药爆轰波的理论计算上，郭永怀正确地提出用一维特征线法进行，解决了一大批理论和技术难题。为了使大家了解爆轰学，郭永怀还亲自讲授了爆炸力学。

在爆轰物理试验过程中，郭永怀经常深入试验现场，指导工作并协助开展试验。当时，为确定原子弹爆轰聚焦技术方案，争论是很热烈的。年轻的物理学家陈能宽提出了一个难度和风险都很大、但却能少走弯路的聚焦方案。许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郭永怀从力学角度反复估算，大胆支持采纳这个方案。为了配合爆轰试验，郭永怀还指导设计部人员进行不同试验元件的结构设计，使爆轰试验得以顺利进行。

郭永怀十分重视并经常在九院的会议上反复强调核弹的武器化和系列化，指出要努力做好核武器的后期发展工作。在此后的进程中，他一直负责总体结构设计、外型设计以及环境模拟实验的指导与把关。他很早就安排了一系列与武器化有关的预研课题，包括结构设计、外型设计、飞行弹道、物理引信、环境试验项目与设备等。在弹体结构设计中，郭永怀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设想，包括薄壳结构、通用核航弹等。它们都在后来的工作中逐步得以实施，对核武器的轻型化、实战化和系列化以及新原理实验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环境试验方面，郭永怀在建立我国核武器环境试验设备及分析研究上起了主导作用。他从技术人员的配备、课题的安排、试验项目的确定和试验设备的筹建等多方面入手，使我国有了一整套大型、精密、试验范围较广的设备，包括冲击、噪声、振动、过载、温湿度、霉菌、盐雾的组合试验设备和大型离心试验机等。他还亲自出马，找有关单位协商研制专门设备。

郭永怀的科研眼光长远，在他心中始终装着武器化阶段的长远计划。他提出动态环境试验要开展随机振动、高速冲击和噪声试验。为了提高核武器的适应性，他提出开展拓宽温度试验。九院当时分工不分家，郭永怀的注意力也常常超出力学领域之外。他特别关心“安全论证”课题的研究。“安全论证”就是研究当飞机投下核武器后，能否以及怎样安全躲过光辐射、冲击波的威胁。为了保证绝对安全，郭永怀极力主张理论计算与模型空投试验结合进行。为此他还亲自过问并参与计算核航弹和氢弹空投过程中的飞行弹道、伞—弹弹道特性。在他的倡导下，经过严格的计算与分析，每次核试验飞机都安全返航。

他对我国核武器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例如，他对核武器系列化发展提出许多建议和设想;他指导进行了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研究、水洞试验以及调研工作;对研究发展潜地导弹也作出了贡献。此外，郭永怀还应两弹结合时期的需要，对我国核武器科研体制提出了重要设想。

1968年10月，郭永怀再次赴青海，筹划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试验工作。在离开青海之前，他对这次国家试验进行过评价发言。当时，试验的理论方面有“过早点火几率”问题;实验方面有设计内球新结构问题;材料加工方面正考虑产品自热和装配贮存问题;在整体系统方面有“弹、伞、机”的协同配合问题。郭永怀从这次热试验的准备情况瞻望1969年和以后的任务，大胆提出今后设计要重新考虑上述各方面的问题，为我国核武器的机动、安全、和小型化指明了方向。12月5日，郭永怀从兰州乘飞机返京。当飞机在北京机场着陆时，发生了一等事故，郭永怀不幸以身殉职。

郭永怀为我国的力学事业、国防科技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在回国后的短短12年时间里所做的工作之多令人叹服。他参与了我国小型地空导弹、氢氧发动机和反导导弹的研制;他翻译并出版了普朗特的名著《流体力学概论》，组织翻译了《爆炸力学》;他担任了《力学学报》和《力学译丛》两个杂志的主编;他是中国力学学会理事和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郭永怀的学术成就和高尚品德受到人们的敬仰和钦佩。为了纪念他，中国科学出版社分别于1982年和1990年出版了《郭永怀文集》和《郭永怀纪念文集》。1988年12月5日，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大院东侧绿荫丛中为郭永怀树立了一尊汉白玉雕像。郭永怀的光辉形象将永存人间。

常言，民以食为天。生存，是人类亘古不变的主题，自人类诞生起就从未停止过对粮食的渴望。又有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足以体现粮食于人们而言的重要性。一个国家想要在世界上立有不败之地，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人民的温饱问题。

上世纪，灾祸来临，饥荒严重，人们的生活遭遇严峻考验。怀着对国家、对人民的忧虑，对生存下去的迫切期盼，有一位博学多才的人，踏上了培育水稻新品种的漫漫研究长路。他，就是伟大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黑且瘦，颧骨突出。青丝间染上了白雪的颜色。手掌宽大粗糙。衣着朴素。话并不多。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袁隆平，形象却朴实得像个平凡的农民。他亦笑称自己，“再怎么打扮都是个农民”。

不同于别的院士坐在室内、享受国家的津贴，袁隆平是实实在在当了一辈子的农民，在田里劳苦了一辈子。

袁隆平是坚韧而执着的。在探索杂交水稻的这条路上，他遭遇过太多太多的困难，遇到过太多太多次的失败，可他始终没有放弃。他拥有博爱，宽厚的胸怀，怜悯苍生，以己身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在研究尚未成功时，袁隆平为了寻找一株自然突变的雄性不育株，在田间，头顶毒阳，脚踏烂泥，一穗一穗的仔细寻找。

他用粗糙的大手抚过稻穗，向深沉的黑土地倾诉梦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推广种植杂交水稻。种植杂交水稻后，产量大增，获得了全国无数农民大力称赞。之后，杂交水稻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世界各国纷纷引进种植。杂交水稻，养活了中国，养活了世界。

袁隆平成功了。他能够成功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与探究。袁老说过，他信奉这样一条公式：知识+汗水+灵感+机遇=成功。首先，知识——袁隆平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其次，汗水——几十年如一日对杂交水稻的研究;其三，灵感——依据对遗传学已有的较深的认识，论证出“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天然杂交稻”;其四，机遇——发现了一株雄花花药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这几点，他都具备了，所以他成功了。而这四点其中，最可贵的莫过于“汗水”，试问有谁能坚持把一生的时间都花在田里?若是几个月，或许有人能坚持，若是几十年，都怯了。袁隆平做到了，所以成为“杂交水稻之父”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袁隆平。

袁隆平是专注而敬业的。一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没多久，袁隆平便起身告退，“水稻长了，要到田里去了。”是这般的朴质的话语，满溢出对名利的淡泊与对本业的钻而不倦，如何不教人感动!如今的人们，已经被社会上的浮华迷失了眼睛，灵魂覆满尘埃，空洞而贫乏。袁隆平获得成功的道理与我们能否获得成功，本质上是相通的，我们企望获得成功，却总是不愿付出，与成功屡屡擦身而过，终不可得。

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并把这件事做到了极致。说他拯救了世界也并不为过。

“我毕生的追求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

——这是他泽被苍生的胸怀。

这位老人，现已过古稀之年。他仍然用他的生命烛光照亮着世界，关注着农业，将一生献之天下苍生。在他身上，彰显出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盛而不衰的传统美德——孜孜以求，钻之弥坚的探索精神，博爱无私，敬业乐业的奉献精神。他用他的智慧，支撑了世界以亿计的人民!

如果没有杂交水稻的发明，很难想象我们依靠什么存活至今。我们每个人，都应怀着最诚挚的谢意与最真挚的感动，向袁老致敬!

近日，一公号文章《请暂时遗忘袁隆平，我们应该认识一下这些给我们米饭吃的人们》，让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在朋友圈获得了一波“新流量”。

首先，“请暂时遗忘袁隆平”，这个论题根本立不住脚。凭何让人们忘记袁隆平，又如何可以让人们忘记袁隆平?“吃水不忘打井人”，今天我们吃着袁隆平培育出的大米，你又让我们忘记袁隆平，除了忘恩负义，世上有这样的人吗?

其实，公号文章只是想说明：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名不符实;“给我们米饭吃”的人，除了袁隆平还大有人在;袁隆平的成就被“过度放大”，应该被“暂时遗忘”，把“舞台”留给其他科学家。真是岂有此理!我们不否认，“给我们米饭吃”的人不止是袁隆平一人，但仅仅是因此，我们就该忘记袁隆平吗?再说，现在是创新创造的时代，“舞台”就摆在每个人面前，用一句广告语来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广。”“舞台”岂是给让出来的?君不见，占着茅坑不拉屎、在学术荣誉上殚心竭虑地造假者比比皆是，却不思如何作为，难道是社会没有给他们“舞台”吗?

再说，袁隆平是谁?相信多数的中国人都知道，他就是闻名中外的“杂交水稻之父”。但这个“荣誉”绝不是吹出来、夸出来的，而是他数十年孜孜不倦、潜心研究，用勤奋努力的汗水换来的。袁隆平是我国第一个发现水稻优势现象的科学家，他1971年找到雄性不育系，1974年找到三系配套模式，此后成立“全国杂交水稻研究协作组”，1976年我国就实现了三系配套大规模制种，不到6年时间完成这些工作，速度之惊人，难道这些是能够让出来的吗?袁隆平的敏锐洞察力、超强组织力和坚定执行力，业界无不佩服，这也不是可以让出来的。

我们不妨看看央视《感动中国》节目给袁隆平的一段颁奖词：……民以食为天，人类从未停止过对饥饿的抗争，从未停歇过对粮食的渴望。面对严峻现实，世界陷入了粮食恐慌，人们连连发问：谁来养活中国，谁来养活世界?20世纪70年代，中国通过对杂交水稻的成功研究，最终将水稻亩产从300公斤提高到了800公斤，并推广2.3亿多亩，增产200多亿公斤。这些事迹都归功于今天的获奖者——袁隆平。

事实胜于雄辩，袁隆平今天依然奋斗不止，显然，公众号文章是罔顾事实，说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名不符实、成就被“过度放大”了，大有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意味。袁隆平，毕生梦想就是消除饥饿，他是一位真正的耕耘者。事实上，不论过去、还是今天，像袁隆平，还有屠呦呦一样成就卓著的科学家很多，他们淡泊名利，默默无闻，致力于科学研究。我们只见有学术造假者，从没见过哪位科学家的成就是被人让出来的。

可以说，袁隆平不可遗忘，也不可能被遗忘，他的科学贡献不但是对中华民族的，也是对世界的。他追求科学的精神，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做人当有良心，那些鼓吹遗忘袁隆平者，那些妒忌袁隆平科学成就者，还是好好学习一下袁隆平的创造精神吧，别辜负了这个时代，要用自己的汗水去努力创新创造，机遇历来就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舞台就摆在每个人的面前。

“让更多的人吃饱了饭”的袁隆平离开了，享年91岁。巨匠陨落，举世哀恸。他的辞世，是中国和世界科学界的巨大损失，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巨大损失。“国之脊梁”，必将被我们永远铭记。

卓越贡献改变世界。袁隆平是“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是令人尊敬和爱戴的科学家。他是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创者，是世界上第一个将水稻的杂交优势成功地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家，发明“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成功研究出“两系法”杂交水稻，创建了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他几十年来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作出巨大贡献。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解决全球百分之六十人口的吃饭问题，袁隆平的贡献旷古烁今，“杂交水稻之父”名副其实。

治学态度影响深远。袁隆平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饱受困难挫折，阅尽人间沧桑。无论境遇如何，他的身上始终流淌着家国天下的热血，青春年华挥洒在田间地头，须眉皓然仍然孜孜不倦于攀爬超级杂交稻的巅峰。一路走来，袁隆平的科研不乏质疑、失败、挫折，他始终保持埋头苦干、不畏艰苦的科研基本功，闯出一片新天地。他那句“哪有搞科学研究不失败的呢”，一直鼓舞着无数科学家博弈科学的竞场;他那句“做科研不要怕冷嘲热讽，不要怕别人说你标新立异”，一直激励着年轻学子勇闯创新的殿堂。

高尚情操受人敬仰。袁隆平的人生原则是淡泊名利、踏实做人。他无数次拒绝了来自国外的高薪聘请，因为他知道他和杂交水稻的根都在中国。功名之下不忘初心，他始终铭记投身科学研究的激情与梦想，始终铭记把杂交水稻不断带向更高境界的不渝追求。对待成就，他极富人情味，常怀感恩心，把杂交水稻的功劳归功党和人民。生活中，他既不追逐时尚的消费观，也不把个人的财富看成是负担，曾因为多看了几眼豪车上新闻，却依然选择普通的车子下试验田。“如果老想着享受，哪有心思搞科研呢?”这就是他对待生活的态度。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袁隆平的卓越人生，就像他最热爱的种子一样，深埋在后人心间，令人从中汲取力量，传承使命。种子优良了，水稻才能根深叶茂，硕果累累。“禾下乘凉”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两个梦依然任重道远，但有“杂交水稻之父”的故事相伴，将激励更多的人为科技兴国而战，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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