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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 其一，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契机。
就历史发展境遇而言， 俄国和中国有着相似的特征， 虽然俄国搭上了近代工业革命的末班车。
一战期间， 俄国陷入了战争的泥潭。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把俄国从战争的泥潭中解放出来， 从而给正在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的志士仁人开辟了一条新路。
于是， 在“五四”运动后期， 以李大钊和陈独秀为代表的一部分中国人， 便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 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开始在九州大地生根发芽儿。
在新文化运动中， 各种救国思潮可谓风云际会， 各领风骚。
然而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这就和俄国革命的胜利以及中国人实用主义的思维模式是分不开的。
俄国人的胜利让中国人感到马克思主义的可行性， 尽管国人并没有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究竟为何物。
可以说， 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更多地带有工具的色彩， 仅仅是各种救国方案中一个而已。
其二， 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现实以及中国人的“双重超越”理想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近代以来， 民族独立、 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是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面对落后的实际， 变法， 无论大变还是小变， 成了中国人的主旋律。
当时， 中国可参考的模式只有欧美资本主义。但是， 中国的志士仁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资本主义同样面临着许多弊病，因此中国不仅要克服传统中的顽疾， 还要超越资本主义。
只有完成“双重超越”， 才能赶上世界的步伐。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 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可谓不深刻、 不透彻。尽管其尚未在实践的基础上取得成功， 但是在理念领域它又描绘了一个“大同世界”。
这个“大同”的理念迎合了中国人的口味儿， 也使得它较其它资产阶级式的救国模式更容易为国人所接受。
其三， 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相类似。
在中西文化比较领域， 这样一个命题基本上已被学界认同， 即西方文化是主客二分的， 而中国文化则是浑然一体的。随着现代化的到来， 西方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受到了内在的挑战。
反思的结果就是从“主客二分”到“主客不分”的转变， 克尔凯克尔、 尼采、 柏格森等人的思想就是这种转变的产物。马克思运用科学的归纳方法来考察人类历史， 从而发现了历史的规律， 沟通了主客之间的鸿沟， 真正凸现了人的主体意义， 为人的自我实现找到了科学的道路。
这种模式与中国传统中的“知行合一”极其类似， 而其现实性（表现为合科学性和规律性）
和中国的“重现世”的思维模式则不谋而合。
所以， 在极其紧迫的年代里， 中国人迫不及待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其四， 中国特色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内在的生机与活力。
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不等于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机械式的教条， 也只有“活学活用”， 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 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充满生机。
在革命年代， 假如没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就很难想象；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 也就没有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勃勃生机。
在这里， 就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
一方面， 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只有符合本地的生活习惯、 思维习惯、 风俗习惯等， 才有存在并发展的可能； 另一方面， 本土文化也只有接受马克思主义， 才能站在时代的高度来审视自己， 以求得枯木开花。
其五，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 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发展中国， 才能发展社会主义。随着中国的发展， 本土文化意识的回归也越来越强烈。
在这样的历史方位， 立场决定视野，全面接轨才能实现“双赢”。
现在一部分人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把本土文化当成沉睡的过去， 或者干脆标上“封建主义”的标签而永不叙用。
岂不知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具体的， 而在马克思本人那里， 阶级斗争也不过是工人阶级争取权利的手段而已， 并不具备目的的意义。
马克思本人也并不是有意制造阶级对立， 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消除对立， 实现阶级之上的和平共处。
遍观我国当下的实际， 阶级斗争已经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也成为过去。
因此， 只有摒弃斗争思维， 立足于几千年的历史传统， 促使马克思主义全面与本土文化接轨， 才是“双赢”的出路。
可以看出， 中国的现代化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
缺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就少了现代化的标尺， 就失去了现代化的目标和方向。
同样， 中国的现代化也不能没有本土文化。
抛弃本土文化， 马克思主义就失去了内在的生机和活力， 中国的现代化也终将不可能实现。
至于二者孰主孰副， 我们大可把视野放的长远一些， 让历史和人民来决定。
为什么中国必须由共产党领导。
这个问题提得好， 因为它涉及了我国民主政治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中国民主与西方民主有一个很大不同， 西方一般实行多党或两党轮流执政，而中国是共产党长期执政。
为什么这样做？ 这个问题在政治学上被称为执政的“合法性问题”或“正当性问题”， 也就是说实施某种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 首先形成于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长期革命斗争中。
在艰苦卓绝的民族民主革命中， 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长达 28 年的英勇斗争， 仅牺牲的有名可查的共产党员烈士就有 370 万人。
这一数字超过新中国成立时的共产党员总数。
这意味着，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 像《红岩》 里的烈士一样， 多数共产党党员并没有看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 牺牲感天动地， 证明了自己是当之无愧的民族先锋队。
1949 年 1 月 22 日， 新中国诞生前夕， 在有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参加的共商国家大计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上， 李济深、 沈钧儒等 55 位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发表了对时局的联合声明， 他们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 献其绵薄， 共策进行”。新政协会议之后， 各民主党派相继召开了各自的代表大会， 一致明确表示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在未来国家中的领导地位。
从历史角度看，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
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合法性， 即使是不带偏见的外国人， 也都给予了肯定。
然而， 问题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 已经 50 多年过去了。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 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这就是说， 共产党执政还有个现实合法性的问题。
我想这是一些人思想上还不同程度存在疑问的关键所在。
这里我想讲个小故事。
去年， 印度外交部长辛格来华访问， 50 年前他曾去过山东青岛， 变化巨大的青岛令故地重游的辛格感慨不已。
当有人问到他中国为什么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时， 辛格说了三个词：
竞争、 开放、 专心。
他把中国和印度作对比说， 印度有太多的政治争议、 太多的选举，把许多事情都耽误了。
他还特意指出，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 共产党和领导人具有社会威信是中国成功的一个关键。
我认为， 从现实性上看，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长期执政的合法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是提高政权稳定性和政策连续性的需要。如辛格所说， 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最直接的好处就是， 可以保持国家长期稳定发展。
这就是辛格说的“专心”。
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 要在经济、 文化上追赶发达国家， 就必须制定科学周详的发展战略， 并经过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 最终才有可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 使得新中国自 1949 年成立即确定的国家建设发展目标，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得以一以贯之地实行； 使得中国能够集中一切资源、 力量和智慧， 用于建设和发展， 将内部的纷争和内耗减少到最低程度； 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得以长期实施。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是提高决策效率， 进行有效治理的需要。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曾使偌大的中国软弱无力。
新中国建立， 结束了一盘散沙的破败局面， 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 国家治理的任务极其繁重， 而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国情又要求中国必须具有行之有效的政治决策和社会管理， 决不可以是一种低效率的、 制约过多的体制。
邓小平曾经概
括地指出，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有个最大优越性， 就是干一件事情， 一下决心， 一作出决议， 就立即执行， 不受牵扯。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是中国维护国家统一， 社会和谐的需要。
中国地域广大、 人口众多， 中国城乡 之间、 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
处于现代化进程关键时期的中国也正值社会关系大变动、 社会结构大调整时期， 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增多。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各民族人民总体利益的惟一的政治代表， 其执政党的理念以及制定的各项方针、 路线、 政策综合中国社会各个阶层、 各个方面的利益要求， 协调各方利益与矛盾， 有利于缓解、 平衡和消除各种社会矛盾， 有利于最广大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 有利于保持国家的统一稳定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 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实现民族复兴的需要， 是中国人民的百年追求与梦想。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才使中国和中国人民摆脱了深受帝国主义压迫欺凌、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带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庄严使命。
正是基于这些现实的原因，中国的现代化事业，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需要共产党的领导， 而这也正是中国民主制度所具备的优势。
其实很简单， 农民起义， 很多都失败了， 什么太平天国啊， 都是失败了， 所以农民领导不了中国
辛亥革命失败了， 说明资产阶级也不能领导中国
只有无产阶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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